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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一部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1）

写这本书是由一场谈话开始的。

事实上，这几年我都在思考着一个并不十分连贯的问题：中国将怎样面对这个21世纪？或者说，全球化的今天以及未来更远，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姿态面对世界以及让世界了解她？从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我们了解美国或者欧洲甚至非洲以及全球各处的人类要比这些人类了解我们更多一些。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力在决定着双方的相互了解度：我们对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认知更多，则说明那个国家和地区对我们的文化渗透力与影响力更大，相较起来，我们向世界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则小了许多。

文化的异同，是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存在。但是这种异同并不妨碍人类的相互交流和了解。这一点，从古希腊文化对腓尼基人的影响直至亚力山大最后成为希腊文化的追随者，可以得到例证。我们亦可以想象亚里斯多德在教化那个尚幼的未来君王时的情景，和今天在广州任何一个幼稚园所发生的情景并不会有什么两样。而在距今900年和500年的中国，蒙古族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以及女真对中国的统一，直至这个以八旗为社会结构模型的骠勇民族的后人之一写了出一本《石头记》而成为今天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块奠基之作，都表明文化在异同之上的相融共生特性。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文化这种相融共生性中，所包含的元素是甚为丰富的，也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集合，这样的一种集合并不会成为人类的困惑，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一样，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最初集约以后，世界似乎就开始朝着更大的一种集合发展并到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完全明朗化的趋向上，中国文化是否是站到了它应当的位置上？或者说，中国文化在积极参与这种世界多元的集合么？

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以我与现实中国各种组织相处的经验和体会来看，这种集合确实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然而在文化的更深层次中，这种集合又是相对的少，甚至会发生相当的困难。如果说集合作为一种形式可以被认可并观测出来，那么文化的集合则需要产生于更深的心灵与意识层级，这个层级里的微妙性要比让一群人共同出现在面前要复杂得多，其中的作用肌理完全成为与物理和数学原理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理。在这一复杂层级里，我们不能肯定课堂中的每一位学生都会认真参与到教授的讲义中，更难以保证他们的一致认同。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很多年以来的人与人相处、教育传授以及中国社会的诸元关系当中，一直都存在着这种文化上的区隔，在广泛的集合与区隔之间，更多情况下是后者占了极大的上风。

在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中，我们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十分成功的例子（至少是在民族与国家这个层面上）。直到今天，还会有许多人纳闷：为什么我们会在世界面前显得如此苍白？甚至是无法被世界正确并清晰地看待？有一个在北京留学多年后来又回到美国的青年拍了一部《跑吧中国》的纪录片，纪录了他和助手在北美进行的有关“认知中国”的调查过程。这部纪录片在央视播出了，看得出来，中国的国家态度是非常趋向这种国际间相互了解与融合的。里面的很多美国人，欧裔、亚裔以及非裔的，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显得十分有限，甚至，有好几个美国人把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当成了越南的胡志明（我想是因为美国人在越南打了一场很糟糕的战争的缘故），这一结果与我们了解美国的程度有着完全的不同。而另外的一个片断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嫁到美国并拥有一个美式家庭的中国女性。她的丈夫，因为这位中国妻子的缘故，因而对中国以及他所去到过的许多景区赞不绝口。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某种形态的融合而导致文化融合并获得相当认同的一个生动例子。

然而在国家与民族这样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层面上，我们与世界的交流似乎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了这个层面上对话的机制、管道以及方法等等。许多学者似乎都已经在思考了，但是仍然并没有真正的有所行动。或者说，这种思考的方式本身就无法使其有所行动？很显然，在好莱坞以及网络化盛行的今天，世界对于中国的文化输出早已不再是现象而成为一种事实，在超女热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式的个性张扬与公开PK的社会文化，而《赢在中国》则在鼓励北美式的个人梦想和创业的开拓精神，而同时，全球风险投资基金的代理者们也很是光鲜体面地公开出现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中，尽管还有许多国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创业投资”的更深意涵。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潮流，但是，除了百家讲坛易中天的《大话三国》和一批资深学者在大谈中国传统帝王的成败故事之外，尚未看得出中国之于世界在进行怎样的一场文化影响。在主动与被动之间，世界文化的主动之中，中国文化的迟滞似乎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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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2）

这是有意的吗？还是我们认为时候未到？抑或我们在方法上出了问题？然而事实上方法早已不成为问题。韩国的《大长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并不很大甚至很小的中国近邻之国今天已经成为文化输出的大大赢家。而它所使用的方法远远比拥有央视以及全国所有的新闻与电波传媒的中国要稀少得多了，然而它还是很坚定也很漂亮地在这个有着巨量人口的大国之中获得了一席美地，从而使无数中国人喜爱上了它的美容术和它的泡菜。这个例子说明了文化在主动性上的作为，而在技术上，我认为没有必要来讨论所谓的文化高低以及个人演技和泡菜或者冷面好不好吃的问题了。事实上，我个人很喜欢来一大碗荞麦冷面，那种很有韧性和酸甜的口感，或许这就是那个曾经了许多苦难而今天充满了自信的大韩民族的味道？

在不断思考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态度上，我认识到这将是一个颇为深层的问题，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世界观有着某种历史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微妙，如此敏感，甚至使许多中国人都难以提及，从而致使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对话世界中显得不那么协调。那么，这种隐秘不宣的关系是什么呢？导致这种不宣的文化心理是什么？

或许我们是一个收敛和不豪放的民族？或者我们是一个在文化的根性上从来就缺乏应有的对话能力与影响力价值？如果结果是这样，那么将中国历史以及她的文化放在任何一个时空角度来看，似乎都是不可能成立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前不久在北京总部基地大讲堂上，中国创意产业联盟秘书长苏彤就讲到他在欧洲见到的一个事例：一场颇吸引眼球的全球各国文化展览上，亚洲几个国家中日本的文化展厅门前排了四百多人的队，韩国馆面前也有三百人的长队，唯一不用排队进入的就是中国馆。中国馆里展示了一些三峡水利工程与移民的资料，还有神舟六号飞船的模型以及航天英雄杨利伟的照片，之外还有什么他已不记得了。“我们需要真正的大国和富国的文化自信心”　苏彤谈到。在他的观点里，物质的一时匮乏和落后并不是文化自信心缺乏的理由，作为一个国家，理应在文化上创建自己的强势模型。这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本能表现，除非它的生命力衰竭了。

不久前我接到重庆市政府全国图书博览会组委会的委托，参与对这一届博览会的策划与传播推广。我记得当时与组委会官员的谈话，我提出，建立这场博览会的文化观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似乎是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五个一”的观点：一场中华文化与世界的对话；一次中华文化复兴的举牌；一场中国文化产业的开端；一次重庆直辖市文化形象的擦亮；一次对重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我认为没有这五个一，而仅仅是一场形式上的图书展示会，其价值便只会可想而知。愉快的是，重庆的城市领导们，都有一个把这场博览会办成海内外深具影响力的盛会的愿望，一个恰巧的机缘就是，这场图书交易博览会的举办时间，正好是重庆直辖的十周年。

几乎当时，我的脑海中就闪出了“华文推动世界”这几个字。后来，组委会提出这种语境太过张扬，不妨更加沉稳一些，所以才有了“书香重庆　文化中国”这八个字。从实效方面来考虑，这八个字对于重庆和中国以及这一场图书交易博览会更具备实操性。一方面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战略，而另一层面则涉及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姿态以及将参与全球交流的趋势。这一趋势，从语境上讲，是主动的，也是自信的。因此在听取苏彤的意见时，他颇为认可，以致于提出来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就直接可以从“书”上着手。书是文化产业化的第一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大的出版国，也就意味着它的文化的强盛和自信。苏彤谈到了他的观点，而这一点，也是我深为认同的。

其实，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早已成为了一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元素，甚至是一种超越物质形态的核心元素。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交互时代，文化的强势元素是英文，正是那些字母所构成的文化力量影响了人类，就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也是以英文来作为标准的评量版本。“他们读过文心雕龙吗？”苏彤对此有些怅然，“那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就建立起来的文学与审美的评判标准，如果瑞典皇家学院那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了，他们还会忽略中国的作家？”

一部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3）

是的，那些瑞典人或许还会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汗颜呢。

这是一个让许多中国文化界人士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一个对自身价值存在的一种质疑。不过，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中国作家的价值难以等同在一个标准下来评判。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有其价值，然而真正的评判标准并不在这些价值中，而在于这种价值抵达到文化根部的程度。或许这句话并不那么好理解，简而言之的话，即是文化解释我们看待客观事物的能力。在这点上，不能不否认，今天中国的文化界以及作家们，仅仅还停留在这棵人类文明之树的某一较浅的位置上，而老庄和孔子以及司马迁和曹雪芹们，又恰恰错失了诺贝尔奖的时期。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改变历史，然而，我们可以改变未来。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直接的动机。

随即过去一些日子后，在广州西斯廷里的一个夜晚，和一群杂志社和广告界的朋友喝咖啡，大家都谈到了文化光复话题，张立对图书交易博览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什么不做一套让西方人了解中国必读的十本书呢？这样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将会更加客观。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不过，想想要把世界了解中国必读的十本书挑出来，还真是一个浩繁的工作，同时，更有可能会陷在什么是中国文化对话世界的标准和对接点上。五千年的中国之书，是《尚书》还是《狂人日记》？是《聊斋志异》还是《山海经》？这是一个问题。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是从盘古开天谈起还是从马嘎尔尼造访乾隆作开端？是以兵马俑作线索还是让四大发明再来给洋人上一回课？文学的、艺术的、史实的、野记的、章回的、戏曲的、宫廷的、民间的，始皇帝的、汉高祖的、唐太宗的、成吉思汗的、努尔哈赤的、孙中山的以及散布在中国漫漫历史各个角落和个层级的人物、作品、行径、语录和他们的思想，种种这些，万缕千丝，好象没有不连在一起，又好象个个可以独立成篇，如此以来，这部书岂不是将史记重写一遍，而且是要采用世界通语来写一遍？看来，这将会是一件既令人头疼同时又令人无法理出头绪的工作了。据说中国故宫里有那么一批人，专事修补千百年以来的史料与宝物。在那里，中国历史的陈迹们堆集如山，而每一年的修补仅仅只能完成其中的极小一部份，甚至还有一种极大的可能就是当所有的修补完毕时那些最早修补好的东西又开始需要修补了。这似乎是一个不能穷尽的循环。我想，做这样的一件工作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心灵经历，这就如同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描述的那种梦魇一样，永远不能走到那座城堡中去。而我们的文化，又有多少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体验呢？在千百年以来的整部中国文化史中，无数的人们希望着它能够将我们带到一座辉煌而尊崇的殿堂中去，让所有人都来领享它的夺目光芒？然而我们总是在刚刚走近梦想殿堂边缘之际又被莫可名状的力量推到了离它更远的地方。这股力量是什么呢？这股力量来自于我们难以言喻的自我内心世界吗？来自于柏拉图以及疯子尼采所称的那个洞窑？或者，我们根本上从来没有发现我们本身就活在这只洞窑中？

这才是中国文化中所有痛苦的根源吗？

所以，我决定绝不能将这种痛苦带到我所决定要写的这部书中。与其说我们中间有那么一部分人偏好这种痛苦的追寻，不如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是庸人自扰。是啊，当我们真正解知了文化所构成的那种原生的、有着自身勃勃生机的、并不由我们如何去看待它、修补它的客观本身时，我们会释然而笑。文化这两个词儿，用中国的解字法来解析，可以变成“文”和“化”两个不同的定义，甚至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定义。中国的“文”源自于动物的华丽花纹和皮毛，这也暗示它只是事物的一个表面或一个方面而非全部事实的结论。而“化”则是一个完全的动态词义，我们甚至不能了解和把握这种动态的前因与后果，如果说“文”是我们了不起的祖先对于客观世界的某种经验发现与总结提炼，是源自一种主观的认知，那么“化”则完全来自对客观宇宙运动以及不确定性的感性认知，这一认知，我认为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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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世界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4）

从人类认知事物的规律来看，一件事物的静态与表面往往会作为最初的认知印象，而其变化与不确定的因素则需要多次的累积才能达成。所以，文化二字的组合，也表明了中华祖先在认知客观事物时的先后顺序。“文”是静态的，表面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然而这个事实将因为事物自身的演进而产生后来的改变。我们的祖先看到了这一不断改变的客观事实，所以“化”才作为更为深刻的人类认知而出现。我察看了有关的古籍，有趣的是，“文”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诸于文字，而“化”则出现在相对较晚些的时候。在我所诵读并不多的《诗经》中，“化”这个字还没有出现，倒是出现了与“化”相近似的“华”，除了作为植物开放的“花”这一具象所指的古字之外，它所指的是事物所存在的另外一种源于事实之表同时又接近于事实之质的介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中有着这一词性意义的最好解析。而“华”与“化”之间，似乎也存在着古中国人在客观事物认知与谴词能力上的演进，这种演进能力亦表示他们更接近于事物的内在规则。我们可以将“华”视作为一个由事物本身而发并超于事物外表形态的另外一种客观载现，客观事物的实体与虚体之间的一种介质，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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