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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似乎是称虎为波罗密了。然上引正文明云缀波罗皮，《蛮书》论蛮夷风俗，也说：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④

据此是又称虎为波罗。佚名著《玉谿编事》记有星回节日南诏君臣赋诗的事：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邻国之名也。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谓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谓词臣为清平官。赵叔达曰：〃法驾避星回，波罗毘勇掅。波罗虎也毘勇野马也骠信首年幸此曾射野马并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献琛弄栋国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①

这里也说南诏称虎为波罗。所以《蛮书》两处的波罗密，密字乃是衍文，正应作波罗。波罗密的密字不是因波罗蜜果而误，便是由于金刚般若波罗密而连类互及。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拿喜族称虎为la，出于藏语，凉山彝族作zl，莲山傣语作so，没有作波罗的。只有维族语中称虎为yolbars，土耳其语作pars，与波罗音比较相近。换一句话说，就是称虎为波罗，比较接近于北方语系特别是突厥语系，而与汉藏语系、掸傣语系都远一点。当然不能据此考证，就断定两爨以及南诏尚未南下以前与北方语系民族有如何的关系，兹仅提出这一个问题，供语言学家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的专家参考。②

南诏文化的来源是很复杂的。除去浓厚的氐族文化成分，尚不能即下断语的北方语系种族影响而外，最显著的当然要数汉文化。从汉代的尹珍、孟孝琚起，一直到南诏时代，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制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都与汉文化有分不开的关系。这应该有专文来为之叙述，不在本篇之内。现在只谈一谈南诏文化与吐蕃的关系，仅举一例以概其余。

南诏与吐蕃疆界毗连，交往频繁。就像今天藏族称云南丽江为Sa…Tham。唐时磨蛮所住在今丽江境内，有一处名为三探览，即为藏名Sa…Tham的对音。①由此一事，可见南诏、吐蕃关系之深了。天宝十载以后，阁罗凤投向吐蕃，受赞普钟的封号，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一部分官制之采取吐蕃制度。南诏官制具见樊绰《蛮书》和《新唐书·南蛮传》中的《南诏传》。而从《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所带勋阶看来，有好些是《蛮书》和《新唐书》所不载的。碑阴题名诸人大都带有一种告身，凡有金、银、瑜石、铜、颇弥五种，每种复分大小。告身本属唐制，而分成这样的五种，在唐代却不经见。告身而外，还有大虫皮，据上引《蛮书》，有功者始能披大虫皮。所谓有功，应特指武功而言。以前总以为金银等告身大虫皮，是南诏的制度。后来在敦煌千佛洞看到吐蕃时代所绘的壁画，画上供养人像附有题名。如（C指张大千所编号，P指伯希和所编号）窟，窟内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云：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

是所谓金银告身大虫皮云云，吐蕃也有这种制度。因此南诏的这些部分很可能是阁罗凤投蕃以后，从吐蕃学来的。而从敦煌千佛洞题名中，并且可以窥知吐蕃的政治制度，同唐朝也有密切的关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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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1）

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

以上第二、第三两节所提出的论证，主要的意思在说明以下诸点：

一、民族方面，打算说明所谓东西两爨以及六诏系出氐、羌。东西两爨是沿着岷江流域进入云南东部的氐、羌族；而六诏则是居住于岷山山脉以西逐渐进入云南环居于大理周围的氐、羌族。

二、文化方面，打算说明天师道与氐、羌以及南诏的关系，氐族影响在南诏文化中的地位，南诏文化所受吐蕃的影响。至于南诏语言中的北方语系成分，只是提出问题，不敢遽下断语。

总起来说，从汉朝起一直到元朝，雄长云南的应该是系出氐、羌的民族。就文化而论，氐族比羌族高，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后汉书·冉夷传》说〃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此处之颇知文书，未明其言为知汉族文书，还是指的本族文书。也未说明是夷、是羌、还是氐族的王侯。据上引《魏略·西戎传》，颇疑所指仍多属氐族。即在西南各民族中，系出氐族的各族，有相当高的文化。从今天彝族有文字，拿喜族也有文字并相传文字创于唐朝的例子看来，氐族之有文字，那也是很可能的。古代云南出于氐族的大理段氏，并且还有系统井然的历史传说。兹就此点予以初步分析。

研究南诏的历史，显然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是汉文史料，现存者有樊绰《蛮书》、《新唐书·南蛮传》；已佚者有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此外还有韦皋《西南夷事状》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新唐书·南蛮传》即综合诸家之书而成，而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也间引诸家之说，加上《太平御览》所引，袁滋、韦齐休诸人之作，可以窥见大概。①第二种是从当地人民，特别是所谓白文，翻译出来的史料。如传为出自宋人张道宗的《记古滇说》，元李京《云南志略》，明杨慎《滇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都可归入这一个类型里去。②

第二种史料可以杨慎《滇记》为代表。杨慎在《滇记》的后面说到他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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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四　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2）

〃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元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

据此，《滇记》乃是杨慎根据僰文《白古通》、《元峰年运志》为之转写而成的。杨慎根据僰文写的有关西南民族历史的书，除《滇记》而外，尚有多至八百余卷的《西南列国志》。清陈鼎《滇游记》提到杨慎译《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谱》里又提到杨慎的《西南列国志》：

越裳氏国有蛇群处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风光澹荡则出。聚鸣草莽中。或作丝竹声，或作金石声，或为擂鼓鸣锣声，或为喇叭长号作天鹅声；箫管瑟琶，百乐毕备，故曰百乐蛇。国人闻其声大喜，多置酒相贺，谓其年必丰，人无疾厄，盖瑞蛇也。好事者则携樽往听，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闻人声辄避去，皆默饮不敢哗。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载蛇状甚详。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见其抄本，惜匆匆北还，不能尽录其书入中原以为恨。①

杨慎所译的《西南列国志》以及他写《滇记》所根据的《白古通》《元峰年运志》的僰文原本，现在都失传了。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里引了几条《白古通》。杨慎是明朝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同时也以捏造古书著称于世。因此以前我们对于《白古通》、《元峰年运志》、《西南列国志》之究竟有无其书，颇为怀疑。一九四二年前后，石钟先生访古大理，在喜洲附近发见许多明代古墓，墓前有碑，有些立于明初，比杨慎的时代为早。明初的墓碑里也往往提到《白古通》以及《白史》之名，则《白古通》实有其书，并非杨慎所杜撰。这是一部十口相传的民族历史。清康熙时的《白国因由》，亦出于《白古通》一类的书，其中充满了佛教传说和神话。②

此外还有两幅画，也可归入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之内。第一幅为《南诏图传》，相传为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南诏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所画。图载梵僧感化细奴罗故事。画末有〃嘉庆二十五日岁在庚辰九月二十二日成亲王观〃题记，原件已归日本一私人收藏。第二幅为大理国段智兴盛德五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一二四○年）描工《张胜温画卷》。图为利贞皇帝信画，绘信及佛菩萨梵天八部寺众天竺十六国王像。原画今藏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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