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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李逵等人物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风格或有意或无意地有所更改甚至歪曲。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1）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却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qí其）《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chū初）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的题署，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忠义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八回残本；又郑振铎藏有第十一卷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一册）、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等。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次”　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高儒的生卒年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金圣叹也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二人合著的。不过他认为前七十回是施耐庵写的，后五十回才是罗贯中续的。所以他要“腰斩”《水浒传》，并在第七十回正文后面发表这样的评论：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不过金圣叹没有提出他所根据的是什么。

有一个清代的“延月草堂抄本”《水浒传》，卷首有延月草堂主人的题词：“昭文黄慕鞍曰：耐庵本书止于‘三打曾头市’，下皆罗贯中所续。今通行本，则金采（按即金圣叹）割裂增减施、罗两书首尾成之。”可以算是“另一种说法”，但也没说根据是什么。

一般的评价，有两个共识：第一，都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写得好，特别是关于战争部分。第二，都认为《水浒传》的前七十回比后五十回写得好。如果《水浒传》的后五十回是罗贯中所续，不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水浒传》出版之前，的确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不过是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而已。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2）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见多识广，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有的还特别善于言辞；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读书人的“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八股文章的是“文人”，写诗词歌赋的是“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文痞”甚至是作孽的“罪人”了。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是陈腐的，有些地方分明是在夸耀才华，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

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要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中伤来污蔑、侮辱小说家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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