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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①　邱炜萲（1874…1941），号菽园居士，啸虹生，福建海澄人。光绪十九年（1893）十九岁即考中举人，曾参与“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的“拜门弟子”。工诗文，尤好作小说，著有《客云庐小说话》、《菽园赘谈》、《五百洞天挥麈》、《挥麈拾遗》、《新小说品》、《菽园诗集》、《啸虹生诗草》等。

梁山泊不知在何处。谈者津津，坚称世间确有其地。及问其地之在何处，则又东称西指，莫定主名。大抵人情好怪，不称事理，随声附和，往往而然，不为喝破，反增疑窦，使无识者日驰情于无何有之乡，则当世之惑，而人心之害大矣。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薮，究与宋江无涉。宋江事见《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者大略相同。三十六人除宋江外，皆不著姓名，更何有于梁山泊，其属杜撰可知。若梁山烁事，见诸《蒲宗孟传》，言梁山泺多盗，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必断其足。盗虽衰止，而所杀甚多云云。微论与江无涉，且宗孟为神宗朝人，其去徽宗朝亦越数十年也。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要为齐东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情？难道今天山东省没有梁山和梁山泊么？

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且听我慢慢儿道来。

山东以前并没有梁山县。现在的梁山县，是1949年8月建立的。在这个梁山县境内，的确有一座梁山。但那是一座只有海拔米的小山丘，既不雄伟，也无险可守，绝不像《水浒传》中说的那样：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平地，建有宛子城、忠义堂和六关八寨，山下有金沙滩、鸭嘴滩、蓼儿洼，山的四周有八百里梁山泊！

比《水浒传》更早的元人杂剧中，梁山的气概那可就更加不凡了。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中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①，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船；三十六座宴台楼，聚得百万军马粮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达天廷，聚三十六员英雄将。风高敢放连天火，月黑提刀去杀人。”——高文秀是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府学的生员，一生写了许多杂剧，被称为“小汉卿”；梁山泊就在东平府的管辖之下，作为当地人，他即便吹点儿牛，进行了文学性的夸张与发挥，也不可能这样离谱吧？

①　济阳——有两个概念：指县，在今济南北面；指郡，在今河南兰考。从“西接济阳……北靠青济……”的文字看，似乎应是后者。

《水浒传》晚出于元人杂剧，所谓的“八百里梁山泊”，很可能就是从他所说的“方圆八百里”演化出来的。要知道，洞庭湖的直径还不到一百里，太湖的直径也不过一百里，中国与俄罗斯共有的兴凯湖，南北最长的直径也不到二百里！如果梁山泊按圆周计算方圆八百里，直径也在二百里以上，岂不成了中国第一大湖了？——因此清代研究《水浒传》的学者，许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真话，而认为是文人笔下“信手拈来，信笔写去”的信口雌黄。

不过把宋江故事的核心地点设置在梁山泊，却绝不是作者的心血来潮或随意安排。第一，写于北宋、集结于南宋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明明写着晁盖、宋江等三十六人是在“太行山梁山泊”落草的。梁山泊不是山顶湖泊，不可能在太行山的山上，而只能理解为“太行山地区”。山东的梁山泊，虽然不在太行山，但是可以说在太行山的东南边缘地区，误差不算太离谱。第二，在宋代，梁山那里确实有个极大的大湖泊，而且的确是个经常有强盗出没的“匪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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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2）

梁山一带，处于鲁西南与豫东交界处，梁山县是1949年8月建立的，以前历属寿张、东平、汶上、阳谷、郓城等州县节制，实际上是个“五不管”地区，长期以来土匪多如牛毛。《宋史·蒲宗孟传》中，就有“梁山泊素多盗”的记载。而且有的不分善恶，逢财就抢；有的也杀富济贫，抱打不平，被人称为“义匪”。

梁山泊，也作梁山泺——泊、泺古代同音同义。据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东平州”记载：“梁山，（在东平）州西南五十里，接寿张县界。本名良山，（西）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馀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

梁山的北面，和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的旧滑县）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据《宋史·河渠志》：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历澶（chán缠）、濮、曹、郓，注梁山泺”，水泊面积继续扩大。熙宁十年（1077），河决澶州（今河南濮阳，旧治所在河南清丰县顿邱城）曹村，东汇于梁山泺；元丰五年（1082），河决郑州，溢入礼金阳武沟刁马河，归纳梁山泺。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描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水浒传》的叙述已经能够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世说补》和《邵氏闻见后录》里都提到一个故事：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出主意迎合：“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王安石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往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攽（bān般）讽刺他说：“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出主意的人，当然是要把梁山泊的水通过黄河排出去，但是被人误解，而且成了王安石时代反变法派人士常常提起的政治笑话了。

但是自从开运元年（944）黄河决口以后到政和年间（1119…1125）的一百多年中，在梁山周围形成的泽国，即便“方圆八百里”不是实测的结果，只是估计的数字，《水浒传》写宋代政和年间梁山那里有一个方圆（周）几百里的大湖，则是毫无问题的，可见小说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黄河决口，在山东平原上形成了这么大的湖泊，被淹没了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一部分淹死，一部分逃生，还有一部分就沦落为盗，以梁山泊为盗贼的渊薮，是必然的结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前后，就有个叫做黄麻胡的人在这里聚众抢劫。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目的是想断绝盗匪的粮食来源，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不得不散伙儿。不久，这里又成了渔民的盗窟，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许几出任知州，下令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出任京东提刑以后，因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上记号，否则不准进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据史书记载：北宋宣和末年或靖康年间，有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靖康之后，金兵南下攻宋，梁山泊也在金兵的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所以南宋初年一直是抗金游击武装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但是梁山泊地区已经沦陷，归“大金国”版图了。金熙宗正隆六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已经因水涸而进退维谷了。据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的记载，这里多已经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可以“恣意种之”了。由于连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洪水再度汇聚梁山泊。直到元末胡翰北游，所见梁山泊仍然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明岱宗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廷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整治，终于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现在只剩下一个梁山县北边的东平湖（总面积626平方公里；常年水面平方公里；平均水深米），这就是梁山泊干涸以后的“遗迹”，但仍是山东省的“第二大湖”。

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3）

这样看来，整个宋元两代五百多年中，梁山泊的确有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大湖，曾经有许多强盗在这里“聚义”，都是可信的。

清初，曾经在梁山设置　“梁山营都阃（音kǔn捆）府”，简称“梁山营”，负责东阿、东平、寿张、郓城、汶上五县的军事事务，主要防止匪患和百姓造反，营址就设在今天的梁山县城内，占地五十余亩，有营房、府街、演武厅、关帝庙、戏楼等建筑。《寿张县志》记载：“梁山营，都司统之，驻梁山后集，顺治七年设客兵三百名，守备一员领之。”梁山营都阃府为武职四品，多为武榜眼、武探花、武进士出身的旗人，也有行伍出身的汉人，战乱时也曾起用过地方名流富绅。辖五营、四汛①，阅边②的时候，可以北至东昌（今聊城），南至曹州（今菏泽），西至范县，东至兖州。这个小小的“梁山营”，居然隶属满清中央政府直辖。当地至今还有“梁山营的兵——精（京）兵”这样的歇后语。辛亥革命以后，梁山营撤消，这里又成了“强盗窝”。民国年间，还有个刘洪周在这里落草为寇，是一支远近闻名的土匪队伍。1939年秋，刘洪周曾被八路军鲁西抗日支队任命为鲁西抗日独立旅三营营长。可惜他匪性不改，后来又反水，最终被镇压了。

①　汛——明清时代地方军队的驻地叫汛地，兵叫汛兵。

②　阅边——地方武装边界巡逻。

可见，梁山地区自古就是个土匪窝儿。历史流传中的宋江；　似乎是个“流寇”，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其实是说书人把他的据点安排在最出名的土匪窝儿梁山上的。其根据，大概就是《大宋宣和遗事》中把宋江等三十六人安排在“太行山梁山泊”，说书人在太行山找不到梁山泊，恰恰在山东有这样一个“方圆八百里”的梁山泊，而且也的确曾经有盗匪出没，于是就人为地把宋江等人从“淮南”请到山东境内来了。

梁山泊清代属于寿张县管辖。清康熙五十六年版的《寿张县志》，有两个地方提到了梁山泊。卷一的“方舆志”说：

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上有虎头崖、宋江寨、莲花台、石穿洞、黑风洞等迹。旧《志》云：“汉文帝第二子梁孝王田（畋）猎于此山之北，因名梁山。”

凡天下山川，（应）以史乘所纪为据。小说诬民，在所必禁。梁山为寿张治属，其山周围可十里。《水浒》小说乃云“周围八百里”；即宋江寨，山冈上一小垣耳。（小）说中张皇其言，使天下愚民不至其地者，信以为然。长奸萌乱，莫此为甚。因拈出之，以告司治君子，并使天下人知之，小说之不可信如此。

作为梁山泊所在地的志书编者站出来如此声明，应该算是“权威”的发言了。梁山即便有宋江等人盘踞，也不会先是几千人、最后达到两万人的“大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打江山”的造反部队，作为“流寇”和“股匪”，自己不生产粮食，靠抢劫为生，是不可能养活这样多的人口、也不需要这样多的人马的。但是作为当地土著，却不知道梁山泊当年曾经是一个浩淼的大湖，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同书卷八“艺文志”引当时寿张知县曹玉珂的《过梁山记》说：

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应作者讥宋失败，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继读《续纲目》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转略河朔，莫能婴（撄）其锋”，又《宣和遗事》备书三十六人姓名，宋龚开有赞，侯蒙有传，其人既匪诬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丁未（　1715；清康熙五十四年）秋，（余）改令寿张，梁山正在境内，拟莅止之后，必详审地利，察其土俗以绸缪于未雨。至寿半月，言迈瑕丘纾途山麓。正午，停舆骑马，浏览其山，塿（lǒu搂）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chénɡ成）畴交错。居人以桔槔（jié…gāo结高）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进父老而问之，对曰：“昔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又云：“祝家庄者，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郓城有曾头市。晁、宋皆有后于郓。旧寿张，则李逵扰邑故治也。武松打虎之景阳冈，今在阳谷。”且战阵往来，皆能历述，多与《水浒传》合。更津津艳称忠义之名，里辏╤àn汉）犹馀慕焉。……

四、《水浒传》的地理背景（4）

作者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对梁山的心态，倒是能够代表一般《水浒传》读者的。当然，作者去梁山的年代，已经是清初，离北宋末年太久远，当地民间的许多传说，有可能因事设地，可信性也就不大了。

简短的结论：在宋代，由于黄河决口，山东梁山周围的确有过一个方圆好几百里的“水泊泽国”，而且经常有盗匪出没。直到明末，水泊方才逐渐干涸。但是宋代宣和年间在海州投降的“淮南盗宋江”，很可能是一帮流寇，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据地”。他们所盘据的匪巢和大本营，也不在梁山泊，而是许多民间艺人无意间把他们从淮南移到山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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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浒传》人物及故事的形成（1）

宋江一伙儿究竟有多少人？侯蒙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可以有三种解释：一是他一共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似乎又太少了些，三十六个人再怎么厉害，总不至于“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二是“三十六”为虚数，不是实指（梁山当地民间就有“大杆子三十六，小杆子七十二”的传说，杆子指土匪团伙儿，三十六、七十二泛指数量众多，不一定是实数；也可能据此演变为《水浒传》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因此，第三种解释：这三十六人是头目，下面还有许多士卒，就比较合乎常情。

宋江能够带领三十六人（及其部下）纵横千里，“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撄）其锋”，“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侯蒙说他“其才必过人”，应该说是有道理有根据的。但是到了《水浒传》里，尽管作者一个劲儿地夸他如何“仗义疏财”，如何“爱结交天下豪杰”，还给他起了一个“山东及时雨”的诨名，但是所描写的故事，只要稍稍有些头脑、有些是非感、正义感的人，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他不但是个言行不一、嘴甜心苦、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小人，只不过比王伦更有手腕而已，而且许多作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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