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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任何人都适用。工人为什么从工厂跑掉？为什么日本工厂里的工人不跑？美国工厂里的工人不跑？因为在人家那里，工人到工厂上班，他们从这种活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社会回报”是接近的。在中国，工人去上班，如果拿600元的月薪的话，能养活自己就不错，根本无法照顾家庭。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的“个人回报”，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回报”（即对社会的贡献）相距太远。所以人家才会跑掉。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张五常这位自称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真搞不懂吗？

张五常还说：“北京有很多智囊……要搞什么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么最低工资，还有什么反垄断法。”那么请问，现在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福利制度？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反垄断法？以美国这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福利最少，最讲究自由竞争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医疗保健（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这三大“福利”，就占去了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36％，达到万亿美元，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相距不远。相比之下，在伊战打得正酣，军费猛增之时，国防开支才占政府财政的20％。最近众议院以315对116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要求在两年内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美元提高到美元。再看看反垄断法，从比尔·盖茨到希望互相就奖学金问题达成协议的大学，都要受其约束，接受调查。如果没有反垄断法，如果市场被几个像张五常那些只肯给工人600元的朋友所垄断，还怎么自由竞争？

看看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就知道：中国的财富翻了几倍，靠的是劳工们辛辛苦苦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但是，我们并没有造就世界一流的企业，没有世界一流的名牌。这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劳工的血汗，不是企业家的创意。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没有世界一流企业的现象。但是，这些为中国的经济奇迹立下首功的劳工们，“个人回报率”太低，权利太缺乏保障。这是中国当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和《草根才是主流》两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最终不能靠几个暴发户，而必须靠保证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正当的回报。中国的经济起飞起点低，刚刚从饥饿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对“个人回报”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愿意拿比别人更低的工资而更努力地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搭了他们这种工作伦理的便车。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也不能永远坐车不花钱。中国的百姓看到了身边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积累的财富。他们开始寻求自己正当的回报。像张五常这样的老爷们，该给自己的车夫付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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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最近，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到广东东莞走穴赚钱，引起一阵媒体风暴。有说他二十分钟讲演进账五十万美元者，有说他三小时活动收入二十四万英镑者。

国外的政治家退休后利用自己的声望进行商业性演讲、挣点外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比如，2005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伦多演讲，收费三十五万美元，次日跑到加拿大的另一省份阿尔伯特演讲，再收三十万，两天挣了七十多万美元，一度成为新闻。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一场演讲收费十万美元。不过，布莱尔的东莞之行，价码实在太高。第一，他和克林顿同为前国家元首，而英国的ＧＤＰ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克林顿是地道的世界领袖，布莱尔则不过是个国家领袖，怎么讲演费比克林顿高出二十万美元？第二，克林顿讲演收费，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三十多万固然不是个小数，但大致不超过当地人平均年收入的十倍。加拿大人当时平均年薪，在三万美元以上。布莱尔的五十万美元，合人民币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如果东莞人平均年薪有这十分之一多，即四十万左右，布莱尔的讲演费虽然骇人听闻，但总还说得过去。但是，东莞人究竟挣多少呢？

我曾一直主张中国要早日走出低薪陷阱，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许多经济学家则指出我的说法不现实，称中国企业支付不起高薪，甚至有说人民币如果升值几个百分点，许多企业就要破产等等。不久前，张五常更是大放厥辞，称中国的许多贫困现象是自愿的，比如他的朋友在东莞开厂，给六百多块的月薪，居然招不到人！放着这样的钱不去挣，你穷还不怪你自己吗？

布莱尔二十分钟三百七十多万人民币。在同样的地方，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周六天，一个月六百多块，还不能嫌钱少！布莱尔和民工，还同属于一个人类吗？中国的企业，如果支付不起民工体面的工资的话，怎么能支付得起布莱尔的讲演费呢？为什么一些口口声声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当看到过低的薪水在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时，不建议自己的朋友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工资，反而骂那些拒绝市场价格之下的工资的工人呢？

这一问题，更进一步说明了我一贯的主张：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从伯克以来西方保守主义传统中一个重要的基点就是：健康的制度往往要从其原有的文化中自发生成。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脉络，凭空加上一个人为设计的制度，甚至深信制度万能、理性万能，那么这种制度的运作，就可能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淋淋的悲剧。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动辄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理性的”，把老百姓的情绪说成是“非理性的”，要社会按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强行运作。殊不知，他们所谓的“非理性”，体现的是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些都扫平，给社会强加上自己的理性，那就如同法国大革命或者*一样，会给社会的机体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种“非理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和习俗，时时制约着“理性”的市场规则。比如北美殖民地时代，殖民地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高于英国本土，购买力也非常大。同时，因为处于边疆地带，工业品奇缺，英国的日常用品在殖民地就变得奇货可居。当时在殖民地开店出售这些工业品的商贩，自然也大发其财。但是，当时流行的生意指南等书中明确告诉这些商贩：发财后不要穿戴太招摇，否则邻居会认为你从他们身上挣得了不合理的利润。

可见，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竞争受诸如“不合理的利润”这类文化概念和社会习俗的约束。你有进货渠道和资本，你冒了风险，赚钱是合法的。但是，你如果卖给邻居的东西太贵，使自己的生活水准远高于邻居们，就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种道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仇富”，在客观上制约了垄断性的商业掠夺。

再看看东莞。东莞在改革这些年非常繁荣。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如果按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伦理，那一定是工人们的功劳，虽然企业家的功劳没有人会抹杀。究竟企业家和民工的功劳谁大谁小，各占什么比例，这当然可以争议。不过，大家怎么争论，也绝对不会把功劳算在布莱尔头上。如果一个企业给自己的职工过低的工资，却花天价巴结外国的权贵，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企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能站得住脚，在我们这里则很风光。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不受社区伦理的压力，老板发了财后，不觉得欠了给自己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人什么。民工不是自己的邻居。大家的生活可以是天上地下。这样，老板们的心思全花在如何和外国的权贵交往、进入世界富人俱乐部、赶紧“入流”上面，而不是顾及邻居的感情、用公益和体面的工资使自己成为社区内厚道的成员。这样，中国民工创造的财富就进了布莱尔们的腰包。他们拿了这笔钱远走高飞，不会用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内需”，民工则连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导致的不仅是内需贫弱，而且是下一代劳动力质量的低下。这样的“市场”，能够带来长久的繁荣吗？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1）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这当然应该和他们的贡献成比例。不切实际的高工资固然会妨碍企业的竞争力；但过低的工资，不仅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探讨一个中国工人理想的工资标准。

工人工资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或每年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最近，联合国公布了世界各国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以此再参照有关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就可以建立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美国工人一年创造63885美元的价值，居全球之首；爱尔兰工人排第二，一年创造55986美元；第三是卢森堡工人，55641美元；比利时和法国分排第四、第五，各为55235美元和54609美元。

按小时算，挪威工人居第一，每小时创造美元的价值；美国工人第二，每小时创造美元；法国工人以半美元之差屈居第三。劳动生产率以年衡量和以小时衡量结果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工人平均每年劳动时间不同。美国人一年工作1804个小时，挪威和法国工人则分别是和个小时。

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有很大跃进，工作时间则远较发达国家的工人长，高达2200个小时。一个中国工人平均每年创造的价值为12642美元；不过，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创造910美元。如果把美国的数字也这么拆开来算，一个美国工厂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农业工人则为5258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的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中国工人的8倍多。美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则比中国农民高将近58倍！

美国工人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工人一年创造的10多万美元中，有4万出头用来支付其工资，比例是39％左右。另外，这样的工人，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等福利。仅家庭医疗保险这一项，就达一万四五千美元。把工资和各种福利全加起来，企业在一个工人身上花的钱恐怕就超过6万美元之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人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是进了工人的腰包。我们还必须注意，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厉害的。而本世纪初这几年，又是美国战后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时刻，乃至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工人的工资上涨远赶不上他们劳动生产率的上涨。甚至有些统计还表明工人的工资自2002年以来下降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劳工的低薪压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美国工人在国内的相对经济地位正处于战后以来的最低点上。与此同时，美国ＣＥＯ的收入，是普通职工的364倍，贫富差距也达到了战后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创造的财富中有39％是作为自己的工资，这个比例绝对不高，而应该是个底线。

那么，我们就不妨以这个底线来算出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是多少。中国工人创造的12642美元，按一美元人民币来算（2006年人民币兑美元破8），就是99872人民币，接近10万块。按照39％的比例，工人的平均年薪应该是38950元；平均到月，就是3246元（注意，这只是全国平均数，沿海大城市自然要比这一数字高得多）。同时，每个职工还应该额外享受退休金、全家医疗保险等等。看病除了缴10块或20块的门诊费，拿药再缴10块、20块外，一切都应该免费。自然，孩子上学，也应该免费，上大学至少享受部分奖学金。这才应该是中国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2）

而根据我看到的资料，2006年中国在岗职工年工资为21001元，平均为月薪才1750元；在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等等福利上，比“应该”的水平恐怕更落后。就在不久以前，张五常还在抱怨，说他的朋友在广东东莞开工厂，月薪600多基本找不到人。要知道，东莞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生活费用甚高。美国最发达的地区，工人的平均年薪远在5万美元以上。要这么算，东莞地区工人的月薪，至少也要在4000块钱以上了。怎么能把工人的工资压到这个数的六分之一呢？

我从来不主张政府出面指导企业制定工资标准。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创造出高薪。美国固然有最低工资线。但是，这一最低工资线两年后也不过是每小时7美元多一点，多是为保护打零工的人。而美国工厂的全职工人的工资水平远比最低工资线高得多，每小时达到20多美元；政府的最低工资线的升降，和他们无关。相反，1942年罗斯福总统下令限制企业给工人加薪；但是，企业为了竞争，明着不加薪，暗里猛加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到了1952年，美国税务总署裁定职工的福利不属于需要纳税的收入。由雇主承担的福利制度，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传统上讲“福利国家”，一谈福利就联想到政府干预。从美国福利制度的这个历程看，福利也是市场自由竞争出来的，甚至是抗拒政府干预的结果。

张五常等人，曾声称中国现在比美国更自由，在经济发展上更有制度优势。他把中国最发达地区工人“应该”拿的工资，从4000左右降到了600多。工人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干活，他就破口大骂。有些老板，干脆就不给钱了。难道这就叫自由吗？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高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就会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除了良好的福利外，中国工人到2010年的平均月薪应该达到4000左右，发达地区则应该更高，沿海大城市应该达到5000以上。如果企业支付这样的工资后赚不了钱，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如果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被淘汰，反而成了主流，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企业太无能，中国的经济也必将丧失长久的竞争力。　（多余的话：此稿在被四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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