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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目　　录

序言　。。。。。。。。。。。。。。。。。。。。。。。。。。。。。引言　。。。。。。。。。。。。。。。。。。。。。。。。。。。。。

寄名　（　1─　5）　　。。。。。。。。。。。。。。。。。夜摊　（　6─10）　　。。。。。。。。。。。。。。。。。。。

偿债　（11─15）　　。。。。。。。。。。。。。。。。。冤结　（16……20）　　。。。。。。。。。。。。。。。。。。。

分裂　（21─25）　　。。。。。。。。。。。。。。。。　躁动＇上＇（26─30）　　。。。。。。。。。。。。。。。。

躁动＇下＇（31─35）　　。。。。。。。。。。。。。。积重　（36─40）　　。。。。。。。。。。。。。。。。。。。

憨仔　（41─45）　　。。。。。。。。。。。。。。。。。孽缘　（46─50）　　。。。。。。。。。。。。。。。。。。。

风云　（51─55）　　。。。。。。。。。。。。。。。。。情肠　（56─60）　　。。。。。。。。。。。。。。。。。。。

择路　（61─65）　　。。。。。。。。。。。。。。。。。更替　（66─70）　　。。。。。。。。。。。。。。。。。。

解放　（71─75）　　。。。。。。。。。。。。。。。。。因袭　（76─80）　　。。。。。。。。。。。。。。。。。。。

权威　（81─85）　　。。。。。。。。。。。。。。。。。排行　（86─90）　　。。。。。。。。。。。。。。。。。。。

榫头　。。。。。。。。。。。。。。。。。。。。。。。。。。　随记。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序

黄　浩　开：　文　学　的　良　心

湘中的初夏，气候变化无常，一时憋闷躁热，一时又雨骤风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读着古介先生的长篇小说《演绎》系列的一二部：《左青石》和《春草园》。

不知不觉中，我走入了这样一方天地：这里有革命的欢欣鼓舞，也有脱胎的难堪阵痛，时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末页。

在“左青石”佑护下的臣民之中，我见到了大慈大悲的善人黄大香，见到了憨厚得简直有些痴呆的李松福，我也见到了阿Q的接代传人姜圣初，以及那个很会卖乖弄巧，既让人怨恨也让人留有同情的龚淑瑶……我的心绪随着这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又似乎生活在时下的人物而起伏，或击掌称赞，或咒诅唾骂，或蹙额叹息……

做人不能没有良心，良心体现在黄大香身上自有不同之处：于她，对生命的美好愿望，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更多地表现在母爱上。为了儿子，她拒绝了李松福的一片痴情，深深地掩盖着内心的苦楚，这是因为她见到了生存环境的险恶，见到了作女人的艰难；她那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心理只说明母爱的深挚。后来，黄大香接纳了李松福，这首先是为着不让儿子在监狱里牵挂她，她留下来的遗愿更是体现出对儿子生活意志的理解，这种思想与感情境界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的了。黄大香的宽厚仁慈决非懦弱，更非糊涂，而是源于对世事人情的深刻洞察。她对生活体验的深刻尤其表现于挺身尽力为人排忧解难，从来不肯与人结怨积恨这一点上。丈夫遗弃了妻子和儿子，为偿债几乎要了黄大香母子的命，但她见到了丈夫并非只是无情，也有无奈，从而在心里给予了原谅；李家大院薄待过彭家，无论谁动员劝说她去揭发斗争李寿凡，她都不肯答应，总认为路长路远，人不该老是冤冤相报，更不能落井下石。

黄大香所体现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与善性，正是这种存在于许多人身上的良心与善性才使得世界上一切假丑恶的东西最终走向崩溃。这一点，用不着看黄大香在儿子入狱，面对恶势力所表现出来的坚韧顽强，只要看她在听张炳卿说过了一大筐似是而非的阶级斗争理论之后，依然不为所动就足以得到证明。良知善意已经溶解于黄大香的血液之中，成了她的品性，她的人格。我在黄大香的身上体会到了“良心”的珍贵和崇高。

革命者并非不讲良心，仅是良心体现于关系民族兴衰与百姓安危的崇高事业之中。我同样从心底里为姚太如，黑雷神的悲壮而讴歌，也为张仁茂、李青霞、仇道民的失落而感伤，更为张炳卿、彭石贤等人艰难曲折的求索而鼓舞。我知道，在那样一个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历史限定的角色，鸣奏起一出磨砺人性的交响乐，《左青石》写的虽然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却一样把良心的冶炼演绎得有声有色。

应该感谢古介先生，《左青石》使我的良心同样受到了一次洗礼，这样，在寒冷袭人的“春草园”里，我的心却超脱了许多。我可以对作恶多端，狐假虎威的郭洪斌说：正义与良心终将把丑恶淹没。对郁气不发，走投无路的彭石贤则说：凭良心做事，你的心里会永远是光明的。而对避祸有意，求爱无缘的李超兰，我们可以一起慨叹：生活有太多的曲折与艰难，但我们经历了，也争取过，付去过，能够留住人的良知与善性便无怨无悔……

这样想着，顿觉寒意尽消，周身暖哄哄的。揉揉有些湿润的眼，沿着“左青石”通幽的曲径，越过“春草园”的坎坷，我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然而，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见到一些人在浑浑噩噩中丢失了良心，一些人正在痛楚中寻找良心，更有一些人在名利面前丧尽了良心，又企图去扼杀别人的良心……

我陡然感悟到，让我们都来呼唤良心吧，只有人人都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做事，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变得美好。

文学创作一样应该凭良心。当我把这篇短文题为《文学的良心》时，我已经从网上看到了思源先生评论《左青石》的《呼唤良心》以及作者回应的文章，我以为他们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学创作是因为作者在生活中得到了某种感悟，良心发现，从而凭着它又去向社呼吁良心。

关于《左青石》

还是在94年，我带着《左青石》的手稿去了广州与深圳，跑过两家出版社，当班的编辑坦诚相告，一是本年度没有了出版长篇的计划，二是作者得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意思是，眼下书市萧条，出版社不愿承担风险，作者得自费出版。我并不怀疑这话的实在，只因为当时书稿尚未输入电脑，我又正想着写第二部长篇《春草园》，耗不起时间为出版的事奔跑，还担心因此丢了这好些年的劳作，犹豫之间，便把《左青石》背回了老家。一晃好些年，《春草园》终于脱稿，这是前年。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一家全国著名出版社的电话，热情的女编辑告诉我：她看了《左青石》，感到意外地高兴，并让我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这才记起，《左青石》输入电脑后，曾打印一份寄给了一位在京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并请帮忙联系出版，可这已是两年前的事了，作者对此难免不感到高兴。又过了近一年，出版的事最终搁置下来，双方都感到有些抱歉似的，因为，作为编辑，方便说的话依然是书市的萧条与冷落，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品很不好卖，想一想，这也是个不假的事实，虽然它同时告知作者，书稿经一审再审而三审，编辑们的意见难获一致，看来，作者确实给他们增添了麻烦。

书稿从出版社一转便是好几年，作者不敢再把它投出去了。《左青石》压在案头，一拖八、九年过去，它成了作者无法卸却的负担，其中的无奈与难堪可想而知。然而，编辑的苦衷也并非不可理解，我相信他们都会是乐于为人作嫁而不愿横刀立马的，实在说，《左青石》更是遇到了热心厚道的人，不然，他们对书稿完全可以简单处置而不必如此认真。那么，这文学市场怎么会变得如此疲软乃至凋敝了呢？

探究个中原因，作者曾写过一篇《闲聊文学市场》的短文，（见）认为当前的文艺市场有太多虚情假意的作品，以致败坏了读者的胃口，顾客对“大锅饭”、“配给制”不热心，那也怨怪不得他们态度的“冷落”或不懂得“严肃”。至于真情的作品之所以见得不多，那原因则有可能是由于矫情，乃至霸道的理论多了一些。

本来，对艺术作品见仁见智，有所争议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所谓“南菜北菜，各有所爱”，除非它根本不屑一顾。作者不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观点和创作风格，同样，读者也会有自己评判艺术的标准和欣赏习惯，市场正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和自主选择的机会。然而，作者得到的感觉却是，当前的出版机制仍然处在缓慢的变革之中，文艺也还没有一个真正成熟的开放市场。留给《左青石》的只有自费出版一条路，所谓自费出版，就是作者首先得承诺自行销售，如果不打算摆摊叫卖（叫卖还得有营业执照），那也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干。

作者尚能自信的一点是，真情的作品总会有知音在。他只希望眼下的尴尬不是整个文学事业的尴尬。有朋友建议，别忧虑那么多吧，先出了书再说。这话不无道理，大概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的命运，作者为《左青石》所做的努力不过尽其所能而已，出版它，不管那种方式，总算给了它一个面世的机会。于是，前不久，我才把书稿发到了网上。

当然，评判作品的质量，不能凭作者的自我感觉。此前，我已经得到过一些师友的帮助，（其中包括几位坦诚相见的编辑）一方面，他们给予了作者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没有吝惜指教。可以说，这一稿就是作者在消化吸收了他们许多的宝贵意见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当然，师友们各持尺度，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其中还出现了不少有趣的现象，现将有关情况简要地介绍给读者，作者期盼获得更多真诚而坦率的教益。

（一）倾向性。

意见之一　作品通过一个山乡小镇的故事，演绎了４９年发生的那一场革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题材，惟其重大而又沉重，才具有思想的价值。作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以今天的目光，全方位地审察了４９年那一场革命发生的背景以及它具有的性质，并且，在回放乡土人情的生活图景时，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环境加于人们心理上的精神负荷，以及沉积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的种种弱点与缺陷，这较之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对我们当前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道路，深入研究“极左路线”的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还算鲜明，但尚嫌不足，比如，作者对“极左”人物所持的暧昧态度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对待龚淑瑶这个人物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意见之二　这类题材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责任去评判政治事件，用作品图解政策本是艺术创作的一大忌讳，那结果往往是败坏了作品。好在《左青石》的笔墨着重在人物命运的描写上，虽然写的全都是一些凡人小事。原来，只要作品能够写出人物心路的复杂与曲折，表现出他们对生存发展的向往与追寻，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左青石》的成功大概也在这里。现在作者仍在考虑进行修改，特提出两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将书中碍眼的议论删除，不必可惜，艺术在于感人，不必在作品中与人论理；二是无妨去掉某些沉重的场面，如果真是“卖点”不好，不利于出版的话。

感想　所谓作品的倾向性，是将艺术创作放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框架中才会出现的问题，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要求艺术作品首先是一份政治宣言，并据此审查作者的阶级立场与路线方向，这里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听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为难的是小媳妇了，因为她不得自作主张。但作者一定得作“小媳妇”么？真要说，艺术创作无论是企图趋附或回避政治，这都是未能跳出阶级斗争理论框架的表现。艺术有其自身的价值，并不见得只为政治而存在，尽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也肯定有他的看法，而且这看法还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比如，本书作者就无庸讳言他对４９年革命的看法：那已经是一段历史，历史自有其必然性，谁都无法否定它，也无须去否定它。４９年的革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也就属于了它，中国人至今生活在这场革命延续的时代中，作者对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们抱有深厚的同情，乃至敬意，其中也还包括了龚淑瑶。有时回顾一下过去，费些思考，那仅仅是为着走好今后的路。像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它无疑是个革命的理论，也可以叫它为马上打天下的理论，可是，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依旧用这个理论去坐天下，这就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惑。尤其是，待到被曲解到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须臾不可或缺的时候，它简直演变成了煽动仇恨，制造恐怖的工具，人们常年七斗八斗，横革直革，乃至让“四人帮”洋洋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少当年的革命者也冤毙其下了！应舍而未舍，以至造成了许多历史性悲剧的发生，若究其责任，则远远不是龚淑瑶们能够承担不了的。然而，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却不是为了去阐述这些政治观点，如果要那样，他就不应该写小说，而应该去写政治专论。世界这么博大，生活这么丰富，难道除了政治就没有其他的事好作？试想，黄大香情愿不嫁人，彭石贤不听从管教，吴枣秀恨透了姜圣初，吴国芬爱张炳卿不要命，所有这一切，与作者上述政治观点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有。而且，书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也很模糊，他们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一点也不“高大全”，那么，作者写出他们来是不是为了深掘“极左”路线的根源呢？别人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未见得是这么想，因为他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代表正确路线的人物来，而且，作者也没有可以给人指点一条正确革命路线的自信，他清楚自己并非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沉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革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除非不写，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沉重。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农民，中国的封建社会迟滞了太长的年代。书中所见生活环境的贫穷险恶，人物命运的多乖多厄，这并不是革命造成的。按照时间推算，书中的人物应当是阿Ｑ、小Ｄ、黄胡、吴妈的接代传人，四九年的革命首先属于他们。尽管暴力夹带着诸多的苦难，但它毕竟是这些人为寻求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只是，由于贫困与落后形成的蒙昧、狭隘、保守，这又实在太容易让他们“极左”了，能说“极左”表现的盲目、狂热和带着好些残酷性的特征与这一切没有内在联系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承认，革命也无法割断历史，这就应该属于“中国特色”之所指了。

对此，写作时，作者的确颇有些“沉重”的感受。《引》中所叙彭石贤入狱的经历几乎是纪实。他之所以走上那条屡屡遭遇劫难的人生之路，完全是孕育他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既然人们都无法走出那个社会文化氛围，也摆脱不掉传统意识留给人们的心理积重，悲剧就非彭石贤独有。事实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带着那个年代独特的悲剧色彩，从李寿凡到张仁茂，从姚太如到张炳卿，从龚淑瑶到李墨霞，仅仅是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情景而已。对此，作者并不以为自己体验到的“沉重”会比与他一同生活过来人要来得更为深刻，仅仅是，他愿意诚诚实实地告诉人们亲身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的一些人和事。如果说作者的故事让人听来感到“沉重”，甚至还有可能使某些人难堪，那可不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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