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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丘在魔都（第1页）

——黄昱宁《八部半》序

会场上，我读黄昱宁的小说。人们正在讨论网络文学，庞大的、令人晕眩的字数和人数，星云在膨胀、爆炸。我想，在这里，黄昱宁的小说是荒诞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小说？

谁会写这样的小说？

她是一个翻译家，英语。她是资深的、活跃的编辑，把麦克尤恩、阿特伍德等等贩卖给中国读者——好吧，不是贩卖，她是“世界文学”的织网人和布道者。她写了大量随笔，谈论着从莎士比亚到石黑一雄的成群的陌生人，把他们谈成你的邻居，谈成你自己。为此，据说她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发布一档音频节目。她还是一个主妇，上海主妇，一个母亲，中国母亲。

一个聪明人，精力旺盛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在汉语中，“热爱生活”通常等于爱吃爱玩爱热闹，好像生活仅仅因为感官享乐而值得热爱，但至少，生活之值得热爱还因为好奇心，对未知的期待和窥探，一种智力的爱欲。

这样一个人，要成为小说家。

——谨慎、犹豫的鼓掌……我想她当然应该是小说家，她都快把自己活成小说了。我的谨慎和犹豫在于，她实际上不像我所熟悉的中国小说家，比如，她太国际范儿，既没有鲜明的地方认同，也没有对中国文学传统谱系的执念；她非常知识，但肯定没有知识到“分子”的水平；她又是如此家常的一个俗人，但似乎也没有俗到张爱玲那么“精致”。以我有限的接触，该人永远是理智清明、兴致勃勃的，我难想象她曾有多愁善感、顾影低回的时刻。

好吧，她也许是简·奥斯丁——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作家。

然后，这个人就写了这本小说集《八部半》。

——一本非常八卦的小说。作为上海的一个主妇一个妈，黄昱宁抱有对流言蜚语、邻家动静、社会新闻、电视综艺的永不餍足的热情。这本书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有如此一个现世和俗世的根底，或者说，当它们汇集在一起时，你能够辨认出一个奥斯丁式的、“姑妈”式的作者，她的视野、她的世界的规模和尺度正好和我们相同。她所关心的事正好是我们在客厅里和餐桌上谈论的事。

但还是有所不同，这些事被她讲述为故事，她的讲述使如此的热闹尘埃落定，回荡着空旷、静谧、孤独、寻寻觅觅的气息。

就像在茫茫人海里，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个声音渴望着与另一个声音相遇或者不期而遇。

这是绝对的偶然，这是注定的错误。

一个人找到或找不到另一个人，由此，一个人赢得或失去他的世界，这是黄昱宁的根本主题；在她看来，这才是现代的元叙事，是不管英国人还是哥伦比亚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的上海人的初始和最终的故事。

由此你才能理解黄昱宁对媒介的痴迷。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一个图腾、一个内在的机枢是媒介：《呼叫转移》《幸福触手可及》和《三岔口》中的手机、微信和朋友圈，《水星很忙》中的杂志，《文学病人》中的电视，《千里走单骑》中的未来科技；还有《水》中的楼板——这是这本书里唯一的前现代媒介，楼上和楼下的两个人通过楼板互传声息，它暴露出所有媒介的本质——它传递着，也隔绝着。当生活被越来越多的媒介介入时，人们在《文学病人》的孤岛上相互遥望——在《三岔口》中，暴怒的男人把女人推到窗前，他就是要让窗下前来捉奸的妻子放下手机：看看吧看看吧！能不能真实地面对你的生活你的世界！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一刻，“真实”不是客观之物，“真实”同样是被创造、被观看的。个中悲怆在于，男人在幻象、隔绝、错误的围困下做出了关于“真实”的表演，他表演的同时也是他的绝望。

人与他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关乎人如何和怎样获得、持有他的世界，这是最日常的经验；而在黄昱宁的讲述中，这是探险，是错误百出艰难困苦的旅程。在现代的、媒介重重的人间，人已经失去与他人，其实也是与自己的直接、整全的联系，他只能期待着偶然，期待在不可能的可能中邂逅、偶遇，期待着在上千万人口的“魔都”街头奇迹般找到“那一个”；他必须把自己想象为、创造成戏剧人物。

而黄昱宁，她骨子里是多么俗，她崇拜并期待奇迹，她是无可救药的戏剧瘾患者；她的所有小说，每一篇，都起于一个诡诈的、疯狂的念头，一个奇迹般的偶然。然后，她还具有中国小说家们普遍缺乏的禀赋，她具有超强的、缜密的执行力，她能够精确地实现奇迹，她能把不可能做成绝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她放纵而又禁欲地享受着巨大的快乐，她是魔术师，她是骗子；但是看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会从礼帽里掏出什么，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看着我们：意不意外？惊不惊奇？

我得说，就讲故事和施行骗术的技术而言，黄昱宁在中国作家中出类拔萃，她已经是一个女麦克尤恩，她也许希望自己是一个年轻的阿特伍德，但她还缺乏阿特伍德那样的耐心，那种女巨人般的自信、丰盛和凶猛。她或许受制于自己的“原罪”——她是个半路出家的小说家，她必须更像小说家，她怀疑自己的天性和天赋，她就像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怀疑自己能否找到另一个，比如，现在正在读《八部半》的我和将要读《八部半》的你。她必须全力以赴，她就是《文学病人》中遥对万众的作家，她有一种防守型的艺术姿态，她至少要无懈可击。

——在这网络文学的会场上，忽然想起另一种网。在我常去的公园的那座桥上，每一盏路灯都被一个蜘蛛占据，他在这有光的、有温度的地方展开复杂的工程，编织一个精巧的、透明的、有足够黏性和弹性的网。那就是他的世界，如此安稳又如此脆弱。不能想象他会离开他的网，这个网对于他不是外在的，这是从他的内部生长出来的，一点微小的腺体，无休无止地吐出透明的丝。

然后，他等待。或许会有一只昆虫纯属偶然地撞上来，进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

他知道有人注视着他和他的网吗？我们读网络小说，看电视剧，玩游戏，发朋友圈；我们书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谁说书写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难道不是天天在手机屏幕上书写以致手指肿胀？我们编织梦想之网，我们是“头号玩家”，我们要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以为的自己。

然后，他期待着，万一某一只昆虫会像掷骰子一样撞到网上。

然后现在，这个名叫黄昱宁的人，她看得见堂吉诃德与风车战斗，看得见人们在幻觉、执念和伤痛中编织自己那张亮晶晶的生活和意义之网。

好吧，这就是区别。我们正在谈论梦幻，谈论巨大的成功和批量生产的抚慰，那炫目的银色和金色。而黄昱宁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在梦中谈论我们的梦。

——这是个阴险的家伙。她不是上帝，但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在于对上帝的僭越。她坐在那里，暗藏戏谑的快意。她从不应许什么，她冷冷地看着我们在织一张假网。她知道风和雨和清洁工的扫帚是更大更绝对的真实。上帝不掷骰子，而乐于掷一把骰子。让某只昆虫被细若游丝的那一根丝黏住，那其实不是细密的、无所不能的网，那只是一点闪烁的、微弱的联系。但至少，在那一瞬间，蜘蛛或者人幸免于掉下去，坠入虚无。

写小说，对黄昱宁来说是一个抵抗虚无的工程。她当然不是上帝，她只是堂吉诃德身边的那个桑丘。在《文学病人》中，那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机器人叹道：“堂吉诃德虚构了自己，而桑丘是他忠实的读者。”

这句话中的“忠实”包含着相互冲突的两重意思：只有桑丘看出了堂吉诃德的虚构，也只有桑丘把这种虚构对象化，理解为人的命运、人的戏剧、人的斯芬克斯之谜，人的艰难征程。

所有的现代人都是堂吉诃德，但堂吉诃德常有而桑丘不常有。在茫茫大地，在嘈杂拥挤、光怪陆离的“魔都”，黄昱宁讲述着。她只讲给你听。她的小说也不过是一根在阳光下需要谨慎精确地调整目光才能察觉的游丝，飘荡着，等着，等那只昆虫。

昆虫你好！

李敬泽

2018年6月10日上午11时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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