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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鱼找到了水写给不可名状的恐惧（第1页）

1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从此我再没进过五一广场那家录像厅。可我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直到现在我的鼻孔里还飘浮着录像厅里的气味——汗臭味、沤湿的球鞋味、劣质的烤烟味、疲劳工作的机器散发出的呛人的烘烤塑料味，还有男人裤裆里浓烈的次氯酸气味。

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了周润发、刘德华、万梓良，认识了张曼玉、叶玉卿和利智。我记住利智是因为那女人在一个不知何名的片子里晃来晃去的一对豪乳，那时我在黑暗中用极其轻柔的动作拉开了裤子拉链，极力向后仰，装作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在这之前我瞥了一眼坐在身旁的杨科，他的左腿蹬着前排的座椅，左手夹着烟搭在膝盖上，整个身子蜷缩在座椅里，好像一张引而不发的弓。

走出录像厅，我揉了揉眼，把墨镜戴上。杨科问：“你刚才哆嗦什么？”

“冷，”我说，“空调开得太足了，吹得我浑身发冷。”

“利智那儿可真大，”杨科两手抱肩，“比叶子楣的还大。”

我跨上自行车，裆部与车座的接触让我很不舒服，抬了抬屁股，那里冰凉、黏稠。我右脚使劲儿一蹬，车滑出老远，阳光穿透肥大的梧桐叶筛下来，细碎的阴影在路面上晃来晃去。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一股股的恶心爬到了喉咙口，只好趴在车把上，这个姿势可以把胃折叠起来。我紧蹬几下，听到杨科在我身后喊：“等等我，你他妈骑那么快干吗！”

吃完晚饭，我爸好说歹说地拉着我下了盘棋。他是个臭棋篓子，我一个“卧槽马”连使八百回他都不长记性。世界上最没劲的事情就是陪他下棋，没有之一，我有时候不得不让他一盘两盘的，他就特别美，摇着蒲扇说：“儿子，你这棋艺可是退步了。”那口气跟象棋大师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戳破他。

我妈没了之后，我知道他很寂寞。跟儿子下盘象棋是他人生的第二大乐趣，他的人生第一大乐趣是跟楼下跳交谊舞的阿姨们眉来眼去，可从没见他领一个回来。我跟我爸提过这事儿，我说你要是看上哪个阿姨了就领咱家来，我也给你参谋参谋，俩人要是都有意思就结婚。其实不光是让他排遣孤独，我也是从生理角度帮他考虑——我说你还年轻，老这么憋着对身体不好。

我爸说，用不着你帮老子操心，跳跳舞，聊聊天，过过眼瘾就行了，真娶个进家，你难受，我也不好受，我是受够了女人唠叨啦。

他指的是我妈。我妈是个特能唠叨的女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似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似乎她那张嘴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在我爸耳边唠叨。其实我爸挺好的，至少我觉得他没什么大毛病，在我妈生前，他从来没跟阿姨们套过磁、跳过舞。可我妈的眼是高倍显微镜做的，我爸脸上的一粒雀斑在她看来都有磨盘大。不过她倒是很少说我什么。我妈是个半文盲，我只要每次把考试卷子杵到她眼皮底下她就满意了，一百以内的数字她还是认得的。这么说吧，在学习上我从来没让她找到数落我的机会。我爸就不一样了，他是中学教师，教历史的，能说会道，一肚子经史子集，还多才多艺。每年学校的晚会上，除了当主持人，他的葫芦丝也是保留节目。他在家也吹，《月光下的凤尾竹》一响，我妈就安静了。

学生们最爱听我爸的历史课，邻居山哥是我爸的学生，他说我爸讲历史课跟说评书似的，声情并茂，活灵活现。山哥说：“别的老师嘴里的历史人物是死的，你爸讲的，像刚钓上来的鱼，个个活蹦乱跳。”身为我爸的儿子，却没有山哥的福分，能做我爸的学生，听我爸口若悬河。他们学校离我家太远，我是就近上的厂子弟小学。

有时候我也缠着我爸给我讲讲历史故事，可他说不在课堂就没那个气氛，讲不出来，用他的话来说，非得坐满了学生他才能讲得出来。

我打小就不黏人，他不讲我就不听，不过我觉得，要是讲台下坐的都是男生他也讲不出来，至少讲不了那么精彩。都是爷们儿，谁不明白这个呀。

有一天，我爸给了我一摞书，烟黄色书皮，由一条褪色的红绳扎成捆。书封皮上写着“史记”两个字，翻开一股尘土气，扉页上有硕大的红五角星，五角星下面是绛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再翻内页，古白话对照，页脚处有密密麻麻的注释。

“这可是好书，虽说不是全本，可这年月能看到这些个东西已经不错了。”我爸说，“你可爱惜着点儿，别弄得跟你那烂课本似的。”

那时正值寒假，我凡人不理，天天趴在床上看书，大院里的孩子来找我，谁叫也不动。我最喜欢的是“匈奴列传”里的冒顿单于，觉得此人不是一般的牛逼，张弓搭箭射自己的爱驹、爱妾，不跟着一块儿射的，立即枭首示众，生生练得手下将士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最后冒顿举鞭一指，他的亲老子头曼单于就成了箭猪，够狠，够有领袖气质。我爸问我，你最喜欢读的是哪篇，我说冒顿单于这个，他听了眉毛都拧一块儿去了。

“妈的，”他抬手给我后脑勺一下，不轻不重的，“好的不看，看这个，你要学他弑父啊？”

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弑父。

刚考上高中那年，我妈死了，死得干净利索。那天她照例下了班在车站等车，照例等来了120路电车。接下来没有照例了，电车刚刚停靠，还没停稳，车顶两根集电杆中的一根轰然而下，正砸在我妈的脑顶。只一秒钟的工夫，我就成了没妈的孩子。

托我妈的福，我有幸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市公交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个中年发福的男人庄严地抚慰着我那位呆若木鸡的父亲，说：“唉，你说说，这种事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是百年不遇，怎么就让你们给碰上了呢……”

站在一边的我，在悲哀的间隙想：假如他换成相反的表情，简直就像是在向一位中彩票的大奖得主宣布喜讯。

再托我妈的福，回去的路上，我和我爸有幸乘坐了公交公司党委书记的桑塔纳。车窗外大雨瓢泼，车内司机沉默，父子亦一路无话，只闻雨刷摆动的声音。越过司机的肩膀，我望着车灯的两筒光柱穿破雨帘。水滴在光柱中跳跃、挣扎，我似乎听到它们在嘶喊、哭泣。另一些雨滴像飞蛾一样，义无反顾地扑向挡风玻璃，变成弯弯曲曲的蚯蚓，一条条向斜上方迅疾攀爬，躲不及的都死于野蛮的雨刷之下。

到了家，我爸把手摁在我脸上，旋转一圈替我抹去鼻涕眼泪，像是跟我，又像是跟自己说：“怪不得你妈唠叨个没完，看来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啊……”

2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在这之前我还偷过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跟那台录像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不过是哪个同学的一支新钢笔，一块带香味的彩色橡皮一类，很小儿科。值得存入记忆的，是五六年前我和杨科在合作社偷的一盒月经带。按照惯例，他负责和合作社的售货员搭讪，我伺机下手，分工明确。

杨科长得童叟无欺，是个漂亮男孩。睫毛卷曲，双目如点漆，唇红齿白，一笑两个酒窝。这些形容词都是跟评书里学的，反正他长得挺好看的，姿色远胜于我们院的大部分女孩，所以好多人都叫他“假娘儿们”。他不爱听，非常不爱听，可打架他不行，表示抗议的结果是挨了几次揍。再有人叫他“假娘儿们”的时候，杨科就低着头不说话了，有时候碰上大院里著名的痞子，他还会含混地“唔”一声。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低头，更不会“唔”一声，而是梗着脖子，抬起眼皮，用那双漂亮的“假娘儿们”眼直视对方说：“你他妈的敢再叫一遍？”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我会让那个叫杨科“假娘儿们”的家伙趴在地上管自己叫“假娘儿们”。

某年的寒假结束，天气暖得邪乎，刚进三月，草就返青，树就抽芽。我们返校后，惊讶地发现女生们全鼓起了小胸脯，撅起了小屁股，似是同施了一个批号化肥的新鲜作物。她们的眼神也叆叇了、迷离了，雾蒙蒙的，像母兔子的眼，顾盼间，有种说不出的韵致。课间，我和杨科分开腿坐在双杠上，头上悬一轮暖阳，眼前跳跃着几头蓬勃的小母兽，她们欢快地玩着人类的游戏，跳皮筋、丢沙包，椒乳颤动，小辫儿飞扬。

“一不留神，都长成小娘儿们了。”杨科说。

我点点头，然后一只手游到他裤裆，中指拇指捏作环，用力弹了出去。杨科“嗷”了一声，从双杠上坠下。

得手之后，我先走出合作社。出门的时候我打了个榧子，杨科甜腻地跟阿姨说了声“再见”就跑了出来。我们俩拐到背阴的墙角，把那个纸盒拆开。偷东西的时候我没什么反应，这时候心却“怦怦怦”地跳了起来。杨科那双美目盯在我手里的盒子上，说：“快快，赶紧打开！”

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条白色的带子，棉布缝制，只是这带子的连接有些怪异，两个“丁”字缝在一起。“看见了吗？这是兜在屁股上的。”杨科很专业地说，“女的要流血了，就用这个玩意儿一兜，血就沾不上裤子了。”

“你拿回去给你姐得了。”我说。杨科有个姐，不小了，已经到了用这东西的年龄。

“我才不呢，”杨科晃着脑袋，“我跟我姐怎么说，说你偷的？”

“那扔了得了。”我说。然后我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两块油乎乎的桃酥，给杨科一块，“我瞅你跟那阿姨聊得挺带劲儿，就顺手拿了点儿吃的。”

“神偷！”杨科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赞美我。

吃完桃酥，我把那盒赃物随手丢在墙根。杨科瞥了我一眼，弯腰拾起来，从盒子里抽出那根怪异的带子，端详片刻，又塞进盒子里，然后刨了个小坑，像埋葬一具尸体那样，郑重地把它埋进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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