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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部分（第1页）

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

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　１７）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

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

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

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

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

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

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

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

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

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

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

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　６　年他在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

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

１９３９　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

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

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

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

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

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

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　年》，第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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