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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页。

③同上，第　131　页。

④《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6　页。

⑤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7　页和《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页。

①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　18　世纪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载第　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告》，

第　82—83　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　1937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１．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　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２．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２０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　１７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　２０　世纪的武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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