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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计，惜薪司每年共费库银十四万六千两，大半作了铺垫和各衙门的使费［73］。其他如光禄寺行户，他们交纳的米盐蔬果；素品腥肴，皆有膳盘装盛，但亦被索铺垫。如铺垫不能满足宦官们的要求，则任何物品均被抛掷作践，如撕裂织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条等等，甚至全部强行没收。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由于京库钱粮匮乏，他们不得不垫支银两，但内官仍然向他们索取铺垫，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据御史刘澄称，铺垫使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而沥酒相贺。《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

（3）　管仓宦官舞弊种种

管仓宦官经常盗窃库存物资，侵吞公款，并刮取太仓银入内库。监守自盗，是明代内库中的常见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显然，这里相当大一部分落到了监库宦官的腰包里。虽然，本库内官也曾提出请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势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认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监库钱粮仍然一直没有账册。这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监钱粮，发现内府所藏象牙、画绢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无数，世宗才下令以后监库要立籍账备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账，要偷的还是照偷，不过多耍点花样而已。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得多了，恐怕难逃大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十八万八千多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确认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世宗这才大怒，把他治了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科给事中杨恂等在奏疏中，揭露近年马数减少，而御马仓额料却从万历初的五万二千石增至六万九千石，草从一百九十五万束增至二百四十万束。马房牧地草场，户部原征银五万多两，现减少了八千两，而属御马监的征银却由一千多两增至八千多两，即增加了七千多两。不言而喻，这是御马监恃势占夺征银地，以多征得的银两塞入自己腰包的结果。

宦官对库藏甚至有直接偷盗的，如熹宗刚即位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后在廷臣的压力下，才匆匆迁出。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情势混乱，李选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机盗取内库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宝等物沉重，心情紧张，以致在乾清门外跌倒，把金宝撒了满地、被当场逮住的，即有刘逊、刘朝、田诏，后来又陆续抓住了王永福、姚进忠、姜升、郑稳山、刘尚理等人，都是李选侍的近侍。

（4）　宦官对太仓银及地方库藏的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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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8）

宦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对于明政府的财政来说，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英宗时始设太仓库，收贮各省直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以及抄没的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的银两。故又谓之银库，归户部管辖。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赏赐费用日多，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这就开了取太仓银入内库的先例。

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储征徭羡银尽输太仓，遭到户部尚书周经激烈反对。周经认为太仓尽刮天下财，非藏富于民之意。但与此同时，内府继续借口供应繁多，三次取入太仓银共一百三十万两。

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各地把历年积存的库存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后来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批解送京师的财物，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内承运库中官亦屡称内府财用不足，请支取太仓银。户部虽一再加以反对，但无效。《明史·食货志》载，到嘉靖时，原积有八百余万两银的太仓老库，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不待言，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太仓匮乏，只好运南京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补充，并以临清、德州两仓积银二十万两拨归太仓。隆庆中，又数取太仓银入内库。隆庆四年（1570）正月，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当时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真伪难辨，拒绝支付，穆宗朱载还是命令“如数以进”。但当刘体乾提出要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两时，却被太监崔敏所阻，没有结果。而刘体乾终因与取银子的太监一再争辩，在这年六月，落得个被皇帝手诏勒令闲住的下场。

万历时，太仓银荒更严重。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等，在《看详月报帑藏尽空等事疏》中称：“接得太仓总督月粮钱粮揭帖，内开旧管新收与夫各项支放之数，犁然毕具，惟于实在项下，只注曰‘无’”［74］，可见已被搜刮尽了。即便如此，中官温泰还进一步要求“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到了天启年间，大权宦魏忠贤用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切仓库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对京城外面唯一颇藏金银珠宝的南京内库，魏忠贤也不放过，仍“矫旨取进，盗窃一空”［75］。

对于地方的仓库，宦官亦常常直接间接插手其间。如在江南、浙江建的魏忠贤生祠，就把贮于镇江府库的十万两银子，贮于温州府库的十七万两银子统统花光了。而这些银子本来是准备用于备倭等国防急用的。

上述种种积弊虽曾屡被提出，但没有任何结果。如果说有所反应，那就是有关官员任事的被阻挠，或者得罪。甚至如隆庆初年，内官监太监李芳“任怨稽查”，取得了“一时内库为之一清，所省岁不下百万”［76］的成效后，亦逃不脱其他宦官的媒孽，终于受杖下狱，被发配到南京当净军。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在藩邸时，就已深知宦官的为害，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但是，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已经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的赘疣——宦官，反而在宠信和倚赖宦官的泥辙中越陷越深。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不顾吏部尚书闵洪学等朝臣纷纷的谏诤，命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六年（1633），派司礼监张其鉴等赴各仓，会同官员一起盘验收放。从此以后，宦官们还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监督军需、军饷、盐课……总之，在皇权的庇护伞下，宦官对仓储的侵蚀，与仓中的硕鼠一样，从未停止，直至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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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9）

3。　岁办、采办

所谓岁办，指每年各地上贡土特产。所谓采办，则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搜求。这种派出宦官征纳、采购宫用物资，押运贡品或到当地监督制造御器，其实质都是利用皇权向地方进行勒索，因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也是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极大祸害。

（1）　岁办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以南京贡船为例

据清初致力于研究明史的谈迁在《枣林杂俎》记载，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如下：“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但这从基本上来说，还算是有定额。更糟糕的是额外的，不时需索的采办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敲诈勒索。

（2）　采办、岁办是公开的掠夺

据《明史·食货志》载，早在永乐时，买办颜料，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内官马骐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弄得“人情骚动”。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等，先后奏称采买劳扰民间，妨碍农务，靡费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诏除军器，军需物品外，停止买办，召所差出内官着令还京。但实际上这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采办鸟兽花木珍异的内官之派遣，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吴中为例，宣德时“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日来内官，……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77］。不仅吴中，其他地方亦有内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内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隶应天、镇江等府州县并湖广、浙江等处所属河泊采取鱼只等项制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内使王宠等到长州等县买办布匹。这些内官、内使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长州等县民人沈多福等，曾联名状告内使王宠等六年（1431）来坐买阔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并不出产，于是“每布一匹，逼价银三两”，致“各行赔闭辏数，完足共银二千一百两”。七年（1432），王宠等“仍复到来，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封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过，宣宗朱瞻基当时仍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宦官，也曾给予严厉的惩治。袁琦等的被处死就是显著的例子。谭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载：当时，内使阮巨队等往广东公干，受内官监太监袁琦指使，借采办的名义，凌辱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以数万计。事发，宣宗于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迟“自小随侍，颇称使令”，而得以逐步升为太监管事的袁琦，斩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阿可、陈友、赵准、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此外，内官裴可烈以贪暴，被逮下锦衣狱拷死。内使马俊公差还京，至良乡，闻袁琦事，自经死；宣宗以马俊亦与袁琦同恶害民，命锦衣卫戮其尸，枭首于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宣宗命锦衣卫逮至京师，狱具，械赴南京，凌迟于市，枭首示众。宣宗还令都察院揭榜晓示中外：凡内官内使在外，不许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已经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不许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有投托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同罪。因此，在宣德以前，采办宦官有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0）

正统以后，随着皇帝需求的增多，采造不断扩大，其祸害亦不断加深。成化时，购书采药之中官“动以朝廷为名，需索要求，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80］。他们“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81］。十七年（1481），中官王敬同奸徒王臣往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采药。这二人以地方无赖二十余人跟随，大扰吴越，公然“信意出一纸，录市人姓名，括取金宝，人无得免”，以致百姓“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市人则“空肆而匿”，甚至郡县“亦或闭门不敢治事”［82］。其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张庆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而所贡之物仍出自民间。这种采办——掠夺，虽边远地区亦不免。如：　甘肃巡抚罗明揭露边卫的采办，是镇守、分守内外官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竞尚贡献”，实际上是扣军士的月粮、马价，或骗取番人的犬马奇珍，佥派厨役造酥油等物品。及至起运进京时，无不沿途勒索骚扰。

正德年间，刘瑾乱政，更是渔利无厌。由于各地镇守中官均得分别进贡一二万金才谋得这差事，因而以“岁办”之名进行的对地方的搜刮，就成了更普遍的、公开的、几乎是合法的现象。据《明史·食货志》载，这时“岁办多非土产”。如河南镇守太监廖堂以进贡为名，无名之征百出，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锦鸡、猎犬、羔羊皮之类。与此有关的还有拜见银、须知银、图本银、税课司银、出办椿草银、扣除驿传银、马价银、甲首夫银、快手月钱银、河夫歇役银等名色。而左右用事之人，又私于下属卖马、卖布、卖纸、卖钞、卖铺陈；于沿途抽索客货。河南巡抚李克嗣曾上疏揭发阻止，但武宗“诏进贡如旧，其下人科取者，禁之”。不言而喻，诏令中第一句是实的，第二句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不但廖堂之搜刮未被遏止，而且后来的镇守太监还把这作为常规，固定下来。

（3）　岁办的典型事例——贡茶、贡鲜

贡茶、贡鲜是宦官们生财之道。据常州知府莫愚奏，宜兴旧贡茶额只一百斤，宣德六年（1431）猛增至二十九万斤。六安茶是贡品，而“中贵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茶户被迫“鬻产卖子以充”。结果是“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83］　。

成化七年（1471），湖广镇守太监开始进鱼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以后，猛增至二三万斤。贡鱼要装载船、车、人夫、保鲜，因而宦官从中大搞花样。以南京进贡鲥鱼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押运宦官遂得以乘机勒索，起运时，每岁在南京鲥鱼厂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更倍取其数。又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其实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价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到京后，虽然加入鸡、肉、笋、菹及各种作料来掩盖这些臭气，但仍然不堪下筷。显然，这样的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

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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