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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经过八个月的筹划，北大文学教育有所发展。　　1934年，他发表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针对当时社会上对教育缺乏信心的各种非议，作出了评论。胡适任职北大期间，即邀请他的好友徐志摩来帮助他佐理校务。胡适、蒋梦麟等人改组北大，对出版工作也是很重视的。1931年起，他们陆续恢复了一些刊物，其中有《北大日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932年5月，胡适等人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用它来发表他们的政见。这个刊物一直办到1937年7月为止。胡适在其创刊号的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仗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个刊物，后来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的情况下，还在宣扬避战求和的主张。  

胡适小传（5）

“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看到国土被日本吞食。一次，胡适对他的一个老乡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从这句话中可看出那时胡适的一些思想动态。1933年春，长城抗战结束，胡适为抗战烈士公墓碑撰写碑文，纪念英勇作战的死难烈士。“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中，他一方面批评政府不该调用武装殴打徒手的学生，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罢课横加指责，说什么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在给张学良的电文里，骂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说什么张和他部下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并宣称拥护政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全国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举行谈话会，讨论对日政策。胡适被邀到庐山，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接着参加会议。胡适在教育组对国防教育发表了四点意见。这次在庐山，胡适发言最多。他还说：“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虾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可见他对时局是很关注的，特别在教育方面。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酝酿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胡适被提为北大代表。此校10月1日在长沙开学，后搬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在抗战时期培养了不少人材，作出应有的贡献。胡适对这所学校的创建，建议颇多，可以说他是发起人之一。八月，他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政员，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使节赴欧美争取国际支持。1938年9月，胡适在英国访问时忽然接到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美大使的通知。1941年12月，胡适访问美国总统罗斯福，晤谈太平洋战争。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上，胡适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与董必武进行了交谈，要求共产党放弃武力，遭到反对。　　1945年9月，抗战胜利　，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起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到南京，转赴上海乘船去美国，胡适写下了《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等文。后来，他又受聘为普棱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领袖。1952年，胡适第一次返回台湾，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次年，胡适又到美国。1954年，胡适第二次返回台湾，出席台湾当局召开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不久，他再次离开台湾到美国。胡适多年流亡海外，老来尤其思念故国、家乡。胡适于1958年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并在台北定居，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了三次院士会议。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后，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  　。。

作者点评

近年来对胡适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增多了，对胡适的评价一样，也逐渐走向公允、朴实、平心静气了。当然，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仍然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不过，对胡适的认识，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　　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一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地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作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些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尤其加重了。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位大专家、大学者。其主要贡献的方面是：哲学思想、历史观点、哲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人民性、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红学的艺术性。胡适在上述九个方面的贡献，影响极其深远。　　胡适治学范围极其驳杂。在上述九项之内的每一项里他都能写出极高水平的具有原创意味的作品，其深度往往在他人之上。从他19岁时执笔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到他70岁还孜孜不倦注释的《水经注》等等，数十年“拿绣花针”的功夫，都属于这一类。那是一种象牙塔内纯学术性的工作，也是任何学人、教授、硕士和博士都应该做、都可以做的工作；只是工作有轻重、贡献有大小、成绩有上中下之别罢了。而胡适一辈子津津有味地严谨地去做，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的学人很难做到。对于胡适，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见多”始能“识广”。一些专家，大多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面，他们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为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他都有第一流的“敌人”。擂台遍打、拳友如云，自20年代以来，他与许多学人论战；50年代，举国上下批判胡适。老实说，不仅大陆上批判胡适，而且台湾也批判胡适。大陆明摆着批，台湾暗地里批。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他一辈子。不过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而胡适最精通的“西学”，他就无从着手了。其实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在整理，而是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到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所能胜任的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工作。所以胡适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更高一层次的贡献是启蒙性的贡献。写启蒙性的作品，在学术水平上，可能远不如、也可能远超过写“学术性”作品的作者。因为那都是一种面向群众深入浅出的作品，形式上近乎通俗体或新闻体，很难被当时的学术界所接纳。因此它的学术性是高是低，那就要看作者和读者的学术修养了。就以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来说吧，它表面看来是一种空泛无当、内容问题重重的社论、边栏一类报纸文章。现在我们如以类似的文章投到报刊，可能都要被退稿呢。如投到什么学报或学术刊物，那就更不必说了。事实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一次在纽约发行的《留学生季报》出现时，也没哪位正视他一眼。可是一到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眼内，它就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文起百代之衰”的革命宣言了。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那也是一部启蒙性巨著，后来衍伸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许多人眼中，它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一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升华到最高境界，用文字表达，往往都是多余的了。同样的，我们如谈胡适，就不能拘泥于胡适的什么著作了。他已变成一个时代的宗师，已超脱了什么《胡适文存》、《文选》、《胡适全集》等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了。——简言之，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地位”　和“作用”，已进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脱俗的“化境”。　例如我们今日要谈“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适”，“胡适”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适”，二者已无法分割了。其实“胡适”并未有系统地发挥过“民主”的理论，但是“胡适与民主”这些内容，今后将要被“胡适学”的专家们去研究。其他有关胡适的内容，如“新思想”、“新文学”、“新诗”、“白话文”、“实验主义”等等，无一不走向这条路。究其实胡适又写过几篇深入的研究实验主义的论文呢？但是今日又有谁能把“胡适”与“实验主义”分开呢？“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胡适”。这就是胡适在历史和社会上的作用，也是时代和社会对胡适的造就。胡适一辈子讲学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研究胡适，就千万不能忘掉这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我们要不受人惑，就要先从不受老师的迷惑做起。　　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哲学、文学、考证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功绩，算得上一代宗师。但其政治上保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结果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不被人们称为老师。这就是他的悲剧人生。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毛泽东评点俞平伯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2页—353页，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俞平伯小传（1）

1900年1月8日，俞平伯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平伯是他的字，原名叫铭衡。俞平伯出生时，其母梦有僧登门化缘，意是高僧转世，故给他起乳名僧宝。俞平伯祖籍是浙江省德清县。德清县俞氏自清末以来就是大姓，近代著名的士林人物俞樾、俞陛云就是俞平伯的先人。　　俞樾是俞平伯的曾祖父，字荫甫，他在苏州造了个园宅叫曲园，故号曲园。他30岁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编修，35岁任河南学政。一次，他的上司曹登康把22名考生条子交给他，请他录取，俞樾却把这些条子投于火中，及发榜，22人无一录取。曹登康恨极了，上奏称俞樾出试题割裂圣贤语句，皇上大怒，马上给了他革职的处分。俞樾就这样丢了官回到家中，从此著书、讲学，终其一生。俞樾丢官后，携家南归，先应聘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又应聘主讲于上海求志书院。他在苏州所造园宅“曲园”内，筑了个书斋，曾国藩因俞樾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曾为之题名为“春在堂”。他的书都是在这春在堂里完成的。从1868年起，俞樾又应浙江之聘来杭州主讲于诂经精舍，达31年之久，直到1899年他79岁时才辞去讲席。这诂经精舍是他的前辈、著名的汉学家阮元所创设，亦是江南很有名的书院。在这里，俞樾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乏很有成就的人，例如，吴昌硕、章太炎都是他的学生。俞樾不仅为国内文坛和学术界所推崇，而且声及重洋，名扬海外。　　俞陛云是俞平伯的父亲，俞樾之孙，字阶青，号乐静居士。因其父俞祖仁有病，故俞陛云出生后即跟随他的祖父母生活，由祖父亲自教育。光绪十年（1884年）俞陛云应县试考取秀才第一名。1885年9月赴浙江应乡试，俞陛云中举人第二名，称亚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俞陛云在戊戌科中进士后参加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赐探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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