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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在南校场附近），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诚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智诚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哩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智诚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姑娘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46年的春节，蔡智诚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四十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消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智诚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

伞兵整编以后，蔡智诚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顺便八卦一句：由陆军选送的黄仁宇先生也是这一期的“预备生”，他也是先当了一年参谋，然后才进了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今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歌（后来还真的成了国军的《伞兵进行曲》），蔡智诚他们还被“三青团”借调出去，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46年3月的南京，已经和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大不相同了。

几个月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45年9月的一百法币可以买两只鸡，46年1月却只能买两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够买两粒煤球了……人民群众的情绪从欢迎政府回归时的兴高采烈逐渐转变为极度失望和怒不可遏，“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连小孩子见到国军官兵都躲得远远的、现出一副厌恶的表情。

这时候，南京城里每天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有以市民为主体的、也有以学生为主体的。

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伪性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的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依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消、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理工学院和医学院合并到上海的学校，其他院系则留在南京、并入“正牌的中央大学”。

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当时叫南京临大），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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