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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中国最早的无线电爱好者大多也在玩一个新奇的通信网络，这就是CFido。一个偶然的机会，丁磊知道了CFido，而在CFido最早的玩家孟超的帮助下，丁磊在宁波搭建成了自己的BBS（电子布告栏）站台。

CFido即中国Fido网②，Fido网就是当时的BBS站台通过电话线路连接起来的网络，网络之间互相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转信件，它和我们现在熟悉的基于TCPIP协议的Internet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可以理解为Internet在中国开通之前技术爱好者自行搭建的一个替代性的通信网络。Fido是Fido网创始人的宠物—一只小狗的名字。

CFido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一年，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罗依开通了“长城”站，这是Fido在内地的第一个站台。罗依被公认为中国CFido第一人，后来出任CFido中国区的首任总协调人。1992年11月，北京的罗依建设的“长城”站和汕头黄耀浩建立的“手拉手”（后来改名PCUG）站成为国内按照FidoNet体系建立的最早的BBS交换系统，由此形成CFido。

CFido让丁磊乐此不疲，他在这上面形成自己的圈子，他们相互交换最新写的小软件，交换自己的加密解密心得，交换自己对程序人生的感悟，富有才华、兴趣广泛的丁磊得到了足够多的认可。不过，在获取短暂的认可之后，丁磊冒出了离开宁波电信局的念头，这个念头从心头一旦冒出，就怎么也装不回去了。

这个时候，广州的“新月”站上的诸多站友对丁磊说：广州自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临近香港，人的思想意识都比内地开放，你到广州来的话，一定能很好地实现自我。广州“新月”站也是CFido站上当时最活跃的站台之一，“新月”站台的创办人袁鉴和站友郭耀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黑客，他们一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的天网。

1995年在广东和新月齐名的是深圳一个叫PonySoft的站台，PonySoft的创办人名叫马化腾，Pony正是马化腾的英文名。1995年4月，马化腾架设起CFido历史上最豪华的四线①站台。

丁磊下定决心去广州，于是向宁波电信局提出辞职，电信局领导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大学生辞职的，你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你怎么能够辞职？”

丁磊和单位好说歹说，单位最后同意，要辞职也可以，必须交10000元的培养费。丁磊没有这笔钱，他不想交，也交不起。

磨到最后，丁磊决定一走了之，他跟领导说，我明天不来上班了。第二天，丁磊真没上班，他提着个箱子去了广州。十几天后宁波电信局出了个文件，说丁磊旷工两个多星期，被除名了。两年后的1997年5月，丁磊创办了网易。8年后的2003年，丁磊成为中国首富。

田溯宁和丁健把Internet带回家

丁磊所参与的CFido只是个Internet的替代品，马云所做的Internet生意一开始也不是一个纯互联网生意，在商业模式上也更多只是利用杭州没有开通互联网先做圈地运动。这怪不得两位日后成为中国互联网领袖的大人物，1995年的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边建设边开发的草莽期，这一年互联网业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田溯宁和丁健与极客丁磊和商人马云不一样，他们有着另一重身份—海归。海归、极客、商人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中的三大特色群体，他们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发轫与1994年10月的一个越洋电话有关，电话的这端是先期回到中国负责前期业务拓展的丁健，电话的那端是在美国达拉斯（Dallas）某医院等待女儿诞生的田溯宁。电话的内容是丁健给田溯宁通报他们最终很意外地接下了世界三大电信设备运营商之一Sprint承建的中国电信北京、上海两个节点的分包单。

名字对一个人多少是有暗示作用的，寄托了父辈的期望。田溯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记住列宁格勒（现今称‘圣彼得堡’）”，这与他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相互呼应。田溯宁的父亲田裕剑和母亲刘恕都是留学苏联的生物学学生，他们于1954年在列宁格勒的林业技术学院初次见面，并最终相恋。田溯宁的父母为其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论什么时候看到或想到儿子都能想起那一段快乐的时光。1960年，田溯宁的父母回到国内，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研究员的工作，并于1961年在北京结婚；两年后的1963年，田溯宁出生，因父母都随即前往位于甘肃兰州的研究所工作，田溯宁不得不被送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

田溯宁在辽宁大学就读本科，这和他童年在沈阳长大有关，专业是和父母一样的生物学；在辽宁大学，田溯宁收获了爱情，他与辽宁大学生物系一位名叫孔琴的女同学于1987年结婚。

田溯宁本科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读研究生，田溯宁本就是中科院子弟，这顺理成章，再后来，田溯宁选择了出国，这也理所当然。田溯宁研究生班里30个人中，有25个选择了出国，清一色在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完成更高等级的学业。1988年，田溯宁作为125，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的得州理工大学。

在得州理工大学，田溯宁没有选择读生物学，而是读起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学位，田溯宁建立起中国生态学家海外俱乐部，最多的时候这个俱乐部聚集了大约300多人，1990年年初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环保方面问题的书籍。这个俱乐部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如今已将根据地安置回中国内地。这个环保组织后来演变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目前是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环保组织。

田溯宁第一次创业与其学的环境保护有关。根据田溯宁的回忆，在一次赴环境保护专业会议的途中，田溯宁遇到一位北美草原分类协会的会长。聊天时田溯宁得知他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进行支票扫描，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下飞机时，两个人创业的思路已经成型了。随后两人合伙成立了BusinessInformationSystem（BIS）公司，这个会长拿出20万美元作为注册资金，双方各占50％的股份，田溯宁负责市场营销和公司管理，对方负责技术。半年之后，公司做不下去了。这时，公司账面上还剩下16万美元。按照法律，虽然田溯宁当初没有投入一分钱，但由于拥有这家公司一半的股权，最后还拿回8万美元。这样的故事，对当时的田溯宁和很多中国人来说都很惊奇，田溯宁一下子对合伙人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田溯宁有了超过寻常人的合作精神。

田溯宁从一个环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互联网的信徒缘于一次去听戈尔（当时还是参议员，后来才是美国副总统）的演讲。田溯宁本来是想听环保主义者戈尔讲环保的，可戈尔通篇讲的是一个新奇的名词—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知道戈尔的父亲完成了州际高速公路的法案立法，现在他的儿子谈的是另一种形态的高速公路—信息超级高速公路。田溯宁曾用过得州理工大学的网络，但是戈尔形容的网络是他完全没有想过的。戈尔说，信息超级高速公路如果成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田溯宁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缩短中美两国差距的良好机遇，于是他把自己的未来调整为帮助中国建立起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愿景中去，田溯宁为此写了一篇长文《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发表在1993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是中国最早介绍这方面的文章。

现在这个想法看起来很正常：互联网将会改变整个世界，如果我们中国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的国家将由此获取与世界同步的机会。然而在1993年田溯宁着眼于互联网时，没有人能确定互联网可以就此延续下去。

要知道田溯宁做的事有多么不可能，可以想想看当时甚至都还没有网景和雅虎①。在那时，只有少数人拥有调制解调器②，如果有的话，传输速率也都不会超过2400bps③。网景的联合创办人马克？安卓森（MarcAndreessen）曾经撰写过一个到现在都还非常著名的Mosaic浏览器，但是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这份工作很有趣，但是没有人把它当做一回事。”那时大多数人认为互联网是“一项娱乐—一项提供给笨蛋、科学家和打字员的娱乐”。在美国，互联网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而在1993年的中国，甚至未曾接入Internet，希望用一个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去实现所谓的赶超世界先进脚步的梦想，看上去那是近乎愚蠢的行为。可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是我们错了。

像一个先知一样，田溯宁很早预见了互联网的潜在可能，他不断地写信给他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告诉他们这项科技能够彻底地改变中国。田溯宁决定说服他的合作伙伴和他一起回国，当然还有他的家人。

为了这次回国，田溯宁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专注于世界科技与经济，更深入地学习关于Internet的知识，并分析他在中国所能从事的科技产业。田溯宁在美国大学校园BBS的环境讨论分区之外，还附加了一个讨论区，专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业界的前途。这个讨论区，第一个登录的人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丁健。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丁健和田溯宁在网上一交谈，就知道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关心政治、环境以及社会，甚至包括对于科技与企业家精神的兴趣，都极为相似，他们两人也最终一同成为亚信最重要的两个创办者。

丁健的英文名字是James，这个名字是1988年到美国念书时取的。丁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计算机科学学生，在北京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一个朋友鼓励丁健申请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同时靠着他的计算机经验，在学校的计算机研究室找到了一个系统管理者的工作。当时IBM捐赠了一些网络卡和系统软件给学校，著名的局域网软件提供商Novell也捐赠了一些操作系统，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它们。丁健读完使用手册后，在1989年装设完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套局域网络。关于丁健天才的故事很多，其中一个是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经常逃课，线性代数课从来没上过，只是考试前三天把教科书上的题目全部做了一遍，期末考试时就拿了满分。田溯宁也对丁健的智商表示叹服：亚信刚刚成立时，由于资金有限而请不起律师，丁健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法律的基本知识全部掌握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亚信的法律问题都是由他出面负责。

在1990年加州大学硕士毕业之前，丁健将整个校园网络连接上了Internet。随后，他在位于达拉斯的得州大学担任系统分析师的工作，在这里，他第一次真正见到田溯宁，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就讨论关于合伙开设公司的构想。

田溯宁是一个超级鼓动能手，他外表憨厚，面相老实，给人很真诚的感觉，而又口吐莲花，视国家兴亡为己任，这让他很有鼓动力。有一个在坊间流传很广的段子：车子在大路上前进，突然遇到一个大坑，按田溯宁的性格就会鼓动整个车队的斗志，大声喊“没有退路，冲！”而丁健则会停下来，看是否能够绕道或者铺路过去。这样行事截然不同但内心无比接近的两个人联起手来，他们计划开创一番新事业，至少在当时，他们雄心勃勃。

田溯宁从未忘记他要返回中国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找出跃过这片海洋的方法。他和丁健一起思考对策，“我们要如何将这项科技带回家”。回到得州后，田溯宁和丁健从路伯克市（Lubbock）搬到了达拉斯的明天大道，在那里他们创立了企业发展国际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International，简称BDI）。公司的宗旨是：串联全中国。听上去很宏大，但这最后也成为了现实。

这家公司是一个叫刘耀伦的华人投资的，刘耀伦在美国做房地产，是美国最成功的中国商人之一，也是华人圈子里的热心人士之一，他给田溯宁、丁健投资的故事颇为经典：一次三个人一起吃饭，饭后田溯宁和丁健抢着买单，博得刘耀伦的好感，从而获取50万元美元的投资，并约定做非房地产之外的其他业务。　（本文来源：网易商业频道　）

1996海归归来

1996年的中国充满了激扬文字。这一年5月，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都是大学毕业没多久，30岁左右的文化青年。该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思想，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而呐喊。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邀请作者进行沟通，这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一年的7月，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胡泳受海南出版社委托挑选外版书。在版权公司密密麻麻的巨大书架前，胡泳不经意间抽出了一本黑白封面的书。这本书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室的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Negroponte）写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纽约时报》的图书排行榜上连续几周都是第一。一翻之下，胡泳立即建议海南出版社出版此书，之后胡泳和妻子范海燕只花了2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并交给了海南出版社进行出版。这本书在日后也成为年度畅销书。

学习、追赶甚至超越美国，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最重要、最强烈、最质朴的情感，不论官方还是民间。但在互联网之前，我们更多的只是一种徒劳式的呐喊和掩耳式的自欺，理由无他，我们实在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我们又不愿意因为直视这种现实而丧失一个国家和民族应有的自信。但互联网不同，从这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太平洋彼岸开始落地、开始商业化、开始展现其迷人魅力的时候，对应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1992年之后的又一个黄金盛年。进一步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由于一开始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落后太多，因此能以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迎接这一场由开放和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互联网冲击波。

与此同时，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期盼的海归归来的希冀成为了事实，这批生在中国、学在美国的人，兼容东西方文化，打通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竞合的绿色通路。互联网在美国的每一个细小的创新，在太平洋的西岸，都会有人进行学习、借鉴甚至模仿和跟随。这在之后甚至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成功路径：用最快的速度学习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迅速本土化，赢得用户，获取收入，然后再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后再进行发展，甚至形成自己特有的创新。这种立足本土，对接美国式的造富运动由此产生了足够多的阳光富豪和知识英雄，并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互联网创新中国的内在推动。

海归群体和具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成为中国互联网早期创业者的生力军，他们所带来的变化和推动还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一开始就接近硅谷模式，靠出售梦想获取风险投资（VC），争取用户，构建收费模式，进而形成正向赢利，进行资本运作。

在这一年中，我们重点讲述了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张朝阳和中关村标志性人物王志东的故事：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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