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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９４１年２月４日，毛泽东致电在苏北的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过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３月３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山东分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和统一。

３月１８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导５旅１３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他们穿越日伪军的数道封锁线，１１５师派教导２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４月１０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驻地临沐县朱樊村。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期已经临近，所以，刘少奇一落脚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１１５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的敌我友三角斗争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与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大量材料，并从当地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新四军，由此使共产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共产党山东领导层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而事实上，在山东的各种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只是位居第三，１９４０年反“扫荡”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的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局面中，谁也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山东八路军之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有利时机。而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真正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此外，刘少奇还指出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指前一段时间的“肃托”，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赞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协”的改组

在１１５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１１５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３９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９年７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１１５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１１５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１０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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