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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前。当时，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由狭窄的海峡隔开，有三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渡海来到这里。这三个种族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其中大多数属于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民族，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白人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这些民族的文化并不相同。最先进的是居住在东南部的民族的文化这里雨水充足，适合长期居住。但整个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他们的停滞不前，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由简单的露天防风林组成，而在潮湿地区，则是低矮圆顶的小棚，这种小棚由任何可得到的材料拼凑而成。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所使用的器皿只有少数编织的包和篮子，以及偶然用树皮或木头制成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技艺高超，非常机灵。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及动物为食，熟悉这些食物的种类、习惯和特性，并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赖以生存的植物和动物的繁殖率。但土著居民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的方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耕种。其中典型的仪式是：在希望增加猎物和植物的地方，将血和土混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织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这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这些事物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对土著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说具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的话，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也同样如此。他们的人数极少，在欧洲人来到时总共约30万。这意味着在有利的沿海或大河流域地区，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两个人，而在干旱的内地．每30到40平方英里才一个。除人数少这一弱点外，土著居民还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他们不大想获得和使用白人的“火棍”。因此，大批不幸的土著居民惨遭英国移民的屠杀；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从拥挤的监狱用船运往此地的违法的囚犯。疾病、酒精中毒、肆意屠杀和大批没收土地，使土著的人口下降，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外加同异族通婚所生育的80000混血儿。1853年，一位维多利亚的移民在下面这段典型详述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同莫希坎人和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仿佛是天意注定要他们在文明进步面前从其本上消失。”

更悲惨的是大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巴斯海峡将他们同澳大利亚隔开，澳大利亚土著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没有梭镖发射器、飞镖、渔网和其他所有捕鱼的工具。英国向塔斯马尼亚岛运送了最残酷的罪犯。1803年，这些罪犯登陆之后，象猎杀动物一样大肆屠杀当地人。几十年内绝大多数人被消灭。最后的一个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的一个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格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马尼亚岛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灭绝的整个时期。她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连这一可怜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她的骨骼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恰当地展现这一民族命运的纪念馆；而塔斯马尼亚人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们恰好居住在地球上难以接近、未受到促进的地区。一位名叫雪弗伦德·托马斯·阿特金的人，目击了当地人的灭绝，从而推断出某些不仅与塔斯马尼亚岛有关，而且也与所有这类地区——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有关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这似乎是天国里一条普遍性的法则：当以渔猎为生、靠地上野草、块根和果实过活的野蛮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时，野蛮部落在文明种族进步的面前消失了……。

……一场西方借以发迹的技术革命战胜了当时所有其他文明，并强行将它们联合成一个差不多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的西方人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美洲大陆。

A·J·汤因比

第二十章　后记：欧洲扩张前夕的世界

中世纪500到15O0年的1000年中，全球的势力均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时，西方是欧亚核心区的一个多骚乱的前哨基地，因帝国的崩溃和一再发生的侵略而遭到毁坏。迟至12世纪时，英国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其中一部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等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枝，所有的使徒除两人外也都在这里死去。但现在，这些地区若还有基督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土地勉强维生，并向其故人纳贡；他们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带给他们已失去的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用武力占领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威胁更大，因为非洲人从前曾供养过这些最傲慢的、精灵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谁愿将基督徒的名声给予那些居住在遥远的海岛上、象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达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但那时，潮流已开始转变。西方正在开发内部资源，发挥内在活力；这首先在长期、成功地反穆斯林和异教徒的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来，后来又在对世界各地的海外扩张中表现出来。对比之下，明朝的中国正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在从印度洋驱逐葡萄牙人毫无成效之后，屈从地断定：“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陆地，海洋则是赐给基督教徒的。”同样说明问题的是下面这一事实：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在其著名的《自传》中，从未提到过葡萄牙人；莫卧儿海军也未曾试图恢复穆斯林在印度洋上的优势。这样，世界的海洋空荡荡地留给了西方人，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大好机会。世界事务的重要性在1625年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观察家的下述评论中清楚地表示出来：

现在，欧洲人已开始了解整个世界；他们将船只派往各地，控制各重要港口。以前，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常常运到苏伊士，再由穆斯林发往世界各地。但现在，这些货物却被装上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到了弗朗吉斯顿，再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运往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伊斯兰教国家，黄金和白银变得越来越少。奥斯曼帝国必须控制也门沿岸地区和从那里经过的贸易；否则，不久以后，欧洲人将统治诸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将这一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同早500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分析作一比较，世界结构的根本变化将显得十分明显。确实，这一变化是如此根本，以致它标志着西方占优势的近代的到来。

前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都是以游牧民的陆上侵略为开端的；这些游牧民利用其优越的机动性，趁帝国衰弱之际，闯进文明中心。对比之下，近代是以西方人的海上侵略拉开序幕的；西方人以同样的机动性在世界的海洋上活动，并进而无阻碍地开始全球规模的活动。

除公认的海上优势外，西方人还拥有更为重要的、全面的技术优势——这一优势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稳步增长。因而，16世纪时，欧洲人凭借航海帆船和海上大炮，享有象铁制武器化于铜制武器那样的优势，而到19世纪时，他们的轮船、制造工业和机枪，又使他们拥有如同农民优于猎人那样的更加有利的优势。因此，犹如班图人取代布须曼人、蒙古人取代阿依努人那样，欧洲人无情地建立了他们的全球霸权。在这过程中，欧洲人首次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直接交往，从而结束了世界历史中的欧亚大陆地区性的阶段，开始了全球性的阶段。

地图

人类在整个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由技术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技术愈原始，活动的范围愈有限；相反，技术愈先进，活动的范围愈广阔。因而，，据有原始的卵石工具、缺衣少穿的更新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温暖的非洲大草原；持有良好工具、穿有衣服并能支配火的直立行走人将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欧亚大陆的温带；而拥有更复杂的技术的人类则将活动范围进一步推进到欧亚北部、美洲和澳大利亚。

技术进步不仅使活动范围扩大，而且还导致人口增长。技术愈先进，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愈有效，因而，能在一定地区内生存的人口也就愈多。

人口爆炸自然仅限于那些参加技术革命的种族。因而，有些种族人口增长，上升到现在所居的统治地位，还有一些种族人口减少，沦于湮没无闻的境地。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口增长方面的悬殊差别不仅使一些种族兴旺、另一些种族衰落，而且还引起从事农业者的增长和狩猎者的减少。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农业者的人数远远超过狩猎者。

农业革命使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文明最初仅出现在最适于农业生产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因而，早期的文明如图6“公元前3500－1500年的欧亚古代文明”所示，是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个小岛。公元前二千纪期间，操印欧语和闪语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制服了这些古代文明，从而为继其而起的古典文明扫清了场地。

这些古典文明区和帝国包括的不是与世隔绝的大河流域区，而是一个个完整的地区。例如欧洲、印度和中国的诸地区性帝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地区性帝国一起构成了欧亚核心区，即一长条由诸文明区和诸帝国组成的连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地带。

古典文明同古代文明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为新的欧亚范围的入侵浪潮所推翻。在欧亚大部分地区，一个个帝国组织最后被重新建立，并得到巩固，但是在西方，短命的加洛林帝国由于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新的入侵浪潮而被推翻。还有另外两次大的入侵浪潮也深深地影响了中世纪时的欧亚大陆，这就是始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入侵和13世纪的蒙古人的入侵。

这些入侵虽然开始时具有破坏性，但确也起了联结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比在古典时期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欧亚核心地。这一新的中世纪核心区已有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

中世纪后期，西欧不再实行自卫，转而采取攻势。这一扩张主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战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促成东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也有世俗方面的考虑；东侵向四面八方展开。

由于西欧在全球探险中起着领先的作用，所以人们常常忽略15世纪初期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一系列探险活动比起同时期西欧的探险活动，要雄心勃勃且范围广阔得多。

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别同样惊人的是，东欧的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曾地括整个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后数世纪里，疆域不断缩小，只是个别时期里恢复过原状；到15世纪时，仅剩两个很小的立足点，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况正好相反，俄罗斯人正在俄国的领导下四处掠取土地。

在这同时，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发展正在非欧亚世界展开，只是其速度比较慢。农业和冶铁技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商业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在美洲，农业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且非常成功，因为那里驯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于美洲与世隔绝，冶铁技术从未象它从欧亚大陆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到达过美洲。不过，繁盛的农业为建立可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国相比的国家，提供了基础。

作为上述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到1500年，也就是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第一次使所有地区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之时，世界各地区已达到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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