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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北京律师孙靖对王选的最初印象也是如此。她第一次见到王选，记得王选的样子很“羞涩”，吃饭的时候，总是玩弄自己长长的辫子，拆开，辫起来，再拆开，再辫起来，并不是十分爱说话。但是现在，你再也看不到羞涩的王选了。

没有王选，就没有细菌战诉讼的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王选牵引着细菌战诉讼走过了十年的路。

王选是辩护团律师最好的帮手。到中国取证调查，王选是他们最好的服务员。接机，安排中国的行程；翻译，让律师们到大学到更多的中国民众中演讲，让他们在中国找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成就感，让他们领受到中国受害者对他们的感激之情。王选形影不离，成为他们之间交流最顺畅的桥。

2005年4月25日本律师荻野淳来中国演讲“中国对日细菌战受害索赔案中的几个问题　”，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大学，王选竟然找不到一个接受演讲的地方。当时各大学因为反日游行的事变得非常谨慎。

“这对于日本律师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我不能让日本律师在帮了我们之后，感觉到冷淡。”王选说。于是她觉得这是她的责任，她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连红，请求援助，于是日本律师荻野淳才有了听众。而他所有行程的陪同、翻译，都由王选担当。

对于中国的原告方来说，她永远得保持一个姿态、一种声音，不能让原告看出她的退缩为难来，她得鼓劲。“她有苦没有地方诉。她不能给原告讲，在原告面前她永远都得保持坚强的形象。她的苦也不能对日本人说，那毕竟是外国人，和你是不同的。在日本人面前，她得保持一副什么问题都难不倒的架式，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的态度如何，他们只看王选的。”诉讼团秘书长王培根说，“王选付出的不但是劳力、金钱、个人的生活，还受了很多怨气。她的苦没有地方讲。她有时候向我发一发，但我和她还是有年龄差异的，我特别能理解她，帮她做基础的事，但她精神的苦闷我就没有办法帮她了。”

一些开庭的琐事中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选。

每次开庭前王选提前到达日本。原告从国内到达成田国际机场，王选会在机场接大家。第一件事王选要教大家在机场兑换日元。到达日本的人只能在机场兑换，市里不行，王选要教给大家怎样填表，怎样填写护照的号码。

因为所有的原告都是自费来东京的，王选要处处设法给大家省钱。

从驻地到法庭，出发前在宾馆的大厅里，王选还得开一个会，鼓舞一下斗志。另外要讲如何乘坐地铁，王选会给大家反复讲要快上快下，不要落了队。地铁全是电子售票，要按按纽，大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王选要教大家，或者替大家买好票，需要报销的，王选要替他索要发票。

尽管多次嘱咐，还是有人落了队。日本的地铁是三层的，如果谁没有上去车，又着急地在里面转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等在原地，等着王选安顿好前面的一拔，再回来找。这也是出发前叮嘱过的。

后来王选一个人实在顾了首顾不了尾，就让丈夫来断后。有落下的，赶紧回去找。有一次义乌的张曙人下了车，两个大箱子来不及搬就被地铁带走了。因为都是义乌老乡，平时又熟，王选就骂他：“你这个粗心大意鬼，我没时间，你不要烦我！”张曙连连表示，不要了，里面就是方便面和衣服，没什么。但过一会儿王选急性子下去了，就帮他找来一个会日语的印尼姑娘，让姑娘帮忙打电话去找，找到了再带张曙去取。

如此想不到的小事、烦事不计其数。

开庭结束后，一般是要安排请愿、游行和报告会的。这些还要忙几天。每天晚上，王选就被一堆记者包围了，因为原告们与记者有语言障碍，记者们都来找王选，有的记者为了能先采访到王选，就抢着给她背包。常常是一班记者在里面采访，一班记者在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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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2）

“有的人讲，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日本，可王选都不陪着看风景，王选就直接说：‘你们不要来烦我’。每一次乘车乘飞机的时候，别人都是东张西望的，只有王选一个人在打瞌睡，只要有中国人的肩膀，她就会把头靠上去睡。她实在太累太可怜了。我看她一年的工作量比普通人的五倍还要多。”王培根说。

七十多岁的王丽君是崇山村的一个农妇，说起王选她充满了怜惜之情。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作为原告她到了日本，她和王选一起生活了几天。她拿出家里保存的一张照片：王选和她一起坐在一个报告会的主席台上，但王选却歪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王丽君说：“开庭的那几天王选根本就不吃东西，压力大，吃不下，也没有时间吃。每天只喝一点牛奶，开完庭了，才吃一顿饱饭，睡一个好觉。”

细菌战诉讼完全抹去了王选的家庭生活。

王选丈夫赵善灵的名片正面印着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背面印着：〃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

“但是认同并不等于就接受，”赵善灵说，“自从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永远地成了王选的忠实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你无法改变频道，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不能直接和她说出你的想法，你只能婉转地说，如果你直接说了，结果就是吵架。十多年了，我逐渐知道吵架是没有用的，就慢慢改变自己，忍受，接纳，认同。”

1999年闻黎明到广岛做报告，约好到姬路王选的家里去。大年三十晚上，闻黎明去了之后发现王选不在，只有她的丈夫在家。王选在东京开庭。

丈夫和王选老是见不到面，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房间里摆满了书和材料，生活在对付，很不认真。王选在日本的家还是租来的房子，也就40多平方米。一进门是一个餐厅会客厅工作室兼用的房间，10平方米大小。另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张单人床顶着门，还有一间是卧室。闻黎明去王选家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很冷，用来取暖的煤油炉的煤油用完了，没人去买。实际上煤油是每星期两次有人到门口叫卖的，但就这样，家里也没有人去买；冰箱里也是空的。王选正月初二才从东京赶回来。

闻黎明说：“在日本，人们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工作后也逐渐融入日本的生活。他们一旦找到工作后就和所服务的公司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开始为买房、买车、还贷等努力。你只能这样，不这样就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王选是个另类，她有匹夫的责任感。难的时候她常常问我：‘当年闻一多是怎么做的？’”

王选内心里也挺怜惜她的丈夫，她说：“有时候我觉得做我的丈夫挺可怜的。我们生活了几十年，其实一直不是一个节奏。我经常太主观了，太不给人自由了，我太强了太有意志了，他的空间就没有了。搞细菌战这十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有时候他在国内，我在日本，我在国内了，他又在日本；就是都在国内，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做很多菜放在冰箱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而王选能够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王选也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张纯如自杀了，因为无法面对人类那么血腥的事实。王选再坚强的神经也无法承受那么残酷的事实，更何况受害者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那么浩瀚的工程，一个人真的是难以承受。”何必会在看到王选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经常告诉王选：“你要挺住！你不可以放纵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你不可以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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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王选（1）

As　strong　as　a　man（强壮如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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