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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王选十年穿梭于中日之间，对近年日本的两种战争态度十分清楚。在日本的一些大书店里，除了历史书籍的专栏书架外，这几年增添了“战记”的专栏书架，都放在显眼的位置。“战记”主要是原日军官兵的个人回忆录。“但是绝大部分的‘战记’都是讲当年如何英勇壮烈，而不提军队做的坏事和当地老百姓受的害。”王选说。

王选看到，在某个中等城市的书店里，两个满满的“战记”书架上陈列着至少300种以上这样的书，其中只有3本是从揭露战争犯罪角度写的书。这个书店里有卖《东史郎日记》的，也有日本和平主义者们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研究调查著作，这样的书一共30部左右，是歌颂战争的10％。它们被陈列在另外一边的比较僻静的历史专著类书架上。

尽管如此，日本书店的这个10％的书目，还是超过任何一个中国大书店里的同类书籍的数目。中国的抗战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

一段确凿的历史，却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讲述者站的不同的角度，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真是一件咄咄怪事。王选的《历史的共有》一文中说：

“历史的共有”是日本和平运动提出的一个思想。意思是说“我们日本人不应该封闭在自己的战争经历中，只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给被侵略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有历史”。历史的事实最富有说服力，在事实面前历史只有一个样子，一种答案，谁都无法篡改和伪饰。

于是大家都在历史事实上下功夫。搞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样子。

可是人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是，亚洲各被侵略国家受害历史调查、历史保护和有关历史研究非常落后。所以历史都在烟雾之中，它需要去寻找和整理。有时为了搞清楚一项战争犯罪及其伤害，比如日军对东南亚华侨的大屠杀，日本的和平主义者们成年累月地去当地调查。他们调查了日军侵略足迹所到的国家与地区，中国、韩国、北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等。

回到日本后，他们把实地调查所得结合文档研究，著书制成影片，在日本社会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因为他们的作品要经受多方面的挑战：一般市民的怀疑，学术界的轻视，右翼的攻击，所以都是下大功夫力求严谨科学，也为了保护其中珍贵的史实。

目前有关这些地区的战争犯罪和受害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历史研究绝大部分还是出自这群人的工作。在全面趋向保守和右倾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逆流中的砥柱。他们的历史研究以它们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在日本各大书店的历史专著或严肃书籍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是实地受害历史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是数年的点滴积累，跨国奔波。而日本的和平运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小人数派”，而狂热民族主义者，洗刷过的历史的书籍，自由主义史观者们杜撰的所谓“国民教育”历史教材，因为有势力强大的背景，在数量和发行量上占压倒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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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脸（2）

细菌战诉讼就是以诉讼的方式来还原历史的。它也是一面镜子，用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的脸。在揭露与掩盖的较量中，这面多棱镜折射出了日本人的多重面孔。

就一本日记展开的较量（1）

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四本公开的陆军中央骨干将校写的业务日记。这四本业务日记是：

井本雄男大佐业务日记。井本雄男从1939年起任###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金原节三军医大佐《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金原节三，1941年11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

大塚文郞军医大佐写的题为《备忘录》的业务日记。大塚文郞是金原节三的后任，从1943年9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其日记详细记录了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计划。

真田穰一郞少将业务日记。真田穰一郞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参谋总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

这是日本学者发现的仅有的关于细菌战的来自日军陆军中央骨干将校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吉见义明被《井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震惊。因为图书馆不让复印，吉见义明就抄录了一部分。当他们向政府要求向社会公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立即停止了这类资料的查阅。《井本日记》被封锁了起来，成了任何人都看不到的秘密文件。因为多次和政府交涉未果，1993年12月吉见义明将手抄的部分《井本日记》在《朝日新闻》发表。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将旧日本军的资料向一般民众公开，资料被收集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可以查阅。但是到了1982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突然制定了《有关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份内部规定规定了四种情况不能公开：①有保护隐私的必要的；②损害国家利益的；③可能会引起社会不良反映的；④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而符合这四条被剔除的是：“对外国人（包括俘虏）的虐待”、“掠夺及残杀等”、“毒气的使用”、“有关细菌武器实验的报告和记录”、“引起细菌武器使用怀疑的材料”。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将有关731部队及细菌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全部封闭。

1998年5月25日，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被告日本政府立即向法庭申明：《井本日记》是个人的笔记，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于是关于《井本日记》的争夺贯穿了细菌战诉讼一审的整个过程。

当得知井本还活在世上，1998年7月一濑敬一郞和森正孝特地到井本的家里对已经95岁的井本进行了访问。井本雄男神志清醒，对当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井本是能够找到并还活在世上少有的知道高级机密的历史见证人。以他当年所承担的职务来说，井本清楚细菌战攻击中国的所有情况，只要井本成为细菌战诉讼的证人，历史的疑团就不难解开。

一濑敬一郞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次见面井本所说的每一句话。井本答应将自己的日记提交给法庭的要求，但最后提出要“给政府方面的律师看日志后，才可以提交”。

然而在和日本政府方面的代表谈过之后，事情大变。《井本日记》的提交遭到了阻挠。

《井本日记》是日本政府拼死都要护住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份不小心暴露了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的证据。

在第四次开庭时，日本政府的代表说：“《井本日记》是笔记本形式，即是个人笔记，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并撒谎说：“井本先生本人也以保护私生活为理由，拒绝提交。”

王选和辩护律师据理力争：“《井本日记》是总参谋部人员的业务日志，是公文，而正因为是公文才至今还保管在防卫厅，并到1995年才因为战争研究及学术研究而公开。不仅仅只有一本《井本日记》。1986年美国下院的公听会上，美国陆军档案管理部长哈契作证：美国已经将731相关文件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装箱返还给了日本。这些材料何在？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公开？”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提出诉讼要求，这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震动。细菌战诉讼团乘势委托日本参议院议员栗原君子质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郞。1997年12月17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栗原君子议员问：“美国归还的资料现在保存在哪里？我的调查是，这部分材料最初放在外务省复原局，后来转到防卫厅，现在它们在哪里？”

防卫厅防卫局局长佐藤的回答是：“昭和33年，接受了美国扣押的旧日军的资料，约有4万份资料保存了下来。我们认为其中不存在表明731部队活动状况、该部队与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

栗原君子要求防卫厅公开当年移交时的清单，但佐藤却回答：“不知是否有这份清单。”从而拒绝了栗原议员的要求。

1998年4月，细菌战诉讼团为了《井本日记》能够成为法庭的证据而积极努力。如果此事能够成功，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被日本政府封锁得如铁桶般的有关细菌战的资料公开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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