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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起来的时候，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时，凄惨地哭叫着往日本人的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心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只要人在屋里，总不至于连人一同烧。可是火还是窜到她家里来了，屋子已经冒烟了，父亲急忙让姐姐往外逃，可是两个姐姐病得走不动。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皮肤感觉到了炙热，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日本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因为崇山村有传染病，所有的亲戚家都不留宿。

父亲这时候才发现，除了人之外，家里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一口锅一只碗都没有，两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乘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因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么的冷，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日本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林山寺里几个穿防毒服装的日本“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脏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部分丢弃野外。

张连菊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她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十八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连菊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连菊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　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满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活着的人又处于啼饥号寒的境地，根本无力去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见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罪恶，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日本，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日本的决定性证据。”

重庆方面将常德受细菌攻击的消息用电报发给悉尼，悉尼也对此事持怀疑态度。

在当时人们的知识范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就是进行了细菌攻击，科学家们也不相信会有如此惨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简直是无稽之谈，证据似乎并不充分。”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说，“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疫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英国的科学家一语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跳蚤怎么会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从飞机上投下，细菌为什么不会死？

英国生化学家普遍对飞机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态度，直到1992年3月英国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是国民政府仅有的1936年应联合国卫生部邀请到印度的哈福金研究鼠疫的细菌学者。到达常德之后，11月25日解剖了前一天死亡的常德第五个患者（男，二十八岁）。陈进行了细菌培养、动物接种等实验，从医学上证明了该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同时到常德进行工作的还有鼠疫专家、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门官员pollitzer博士；他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12月30日，pollitzer博士致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ollitzer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撒播东西到发病只有八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现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文章；《旗帜晚报》报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报告。

陈文贵和pollitzer的报告是严谨而无可置疑的。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独立情报网获得了中国受细菌武器攻击的相当准确的情报。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战争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规模研究化学武器的计划。同年，由三名专家独立地就细菌战问题写出了90页的报告，报告指出：“看来日本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已不仅是业余爱好的运动了。”

1943年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里福尼亚大学两处大规模实施。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这两个计划都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比日本人晚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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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汇演（1）

没有人能想出或做出下列的事：

将人体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将人裸体置于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看人会冻成怎样；给人换上动物的血液观察其反应；往人的肾里注入马尿；用人体来培养鼠疫菌，然后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带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说：那真是“残酷的汇演”。“731部队活体之类的实验，是极其怪诞的。所以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应该说是有些人性味了。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犹太人生存，而731部队撤离时却将收容的‘圆木’杀害，因而无人证实内幕。”为《恶魔的饱食》撰写书评的人这样写道。

战败，销尸灭迹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三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日本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8月6日凌晨，日本关东军的石井四郞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苏军进攻的三天后，在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

12日傍晚，排列在部队机场的炮兵队开始向平房区的主要建筑进行炮击。成排的炮弹打出去，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炮弹在建筑墙壁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就反弹了回来。于是又调来野炮队，情况依然一样，四方楼太坚固了。后来又调来工兵队用炸药将建筑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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