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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焚烧，也弄不干净，即使未划为右派，也读不成书。大学本来是青春的圣殿，是增进知识、培育友谊与爱情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一个乱哄哄的军营，只能蹉跎岁月，这就更增强了我离校出走的决心。

一个初春的傍晚，从银川回成都的女孩何顿川约我在火车站见面，我向班长请了假，赶到荷花池旅馆。她比我小8岁，是1953年我在江津采访时相识的，这时她似乎瘦了些，年纪轻轻却有些忧郁，说自己对银川干燥的气候不太适应。我们吃了点面食，便在苍茫的暮色中踱步，我隐隐约约地叙述了自己所处的逆境，对前程的困惑，她也未深问，仿佛一切都在意想之中。她说：“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逆境对自己对友情都是一种考验，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信任你，忠实于友谊，我希望你也能这样。”但我无法坦诚地说出离校出国的打算，她对此无法理解，一定不赞成，设法说服和阻拦我，这对我会十分危险。我只能吞吞吐吐地告诉她，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不要感到意外，她连连点头。我不敢直视她那双明眸，她却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她的手很烫很烫，温热着我身上的寒气。

在焦灼的等待中，总算盼到了暑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校却突然宣布取消暑假，全校学生要去金堂修建成钢公路，决定8月2日起程。我不能再等待一年，只有孤注一掷，趁机逃亡。

4铁路不通改水路

1958年8月1日下午5时许，我一个人挎着书包，悄悄走出川大后门，沿着熟悉的小巷走向九眼桥，恰好有一辆公交车停在那里。车上并不拥挤，也无一个熟人，确信无人跟踪，便搭车直抵火车站，开始了我的逃亡之旅。

7月31日夜间大雨滂沱，8月1日上午仍下着零星小雨，傍晚日出西天，晚霞灿烂，我精确计算着时间，在列车出发前5分钟赶到车站。取出行囊，正要登车，出现意外：宝成路因暴雨塌方，特快停开！我一阵晕眩．怎么办？转回学校吗？不！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意味着准备近一年的行动付之东流。我当机立断，改北上为东下。一小时后正好有辆重庆的特快，可由重庆去武汉，再从武汉抵北京，不走陆路走水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宜在车站久留，恐生意外，便到附近田间小路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列车即将开动，我才匆匆走上最后一节车厢。

我感觉周身疲惫，头脑清醒，这是我以生命为赌注的一次冒险，意识到旅程艰辛，前景险恶：校方发现我出走，便会与公安部门联系，来不及跟踪，就会在路上堵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通讯手段还很落后，在车站人头攒动的洪流中，要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逃亡者绝非易事。我几乎一夜未睡稳，在朦胧中听到石桥、资阳、内江、隆昌、江津等站名。我对成渝线很熟，当记者时曾多次沿线采访，但从未像今夜那样烦躁惊恐，坐立不安，旅客们早已入睡，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晨曦中，列车到九龙坡车站，我随人流走进山城。这时，川大开赴唐家寺工地的队伍尚未出发吧！

几十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谈到此时的情景，同学们的警觉性较差，到开早餐时，才发现我不在，有人说我通夜未归。这时大队人马即将起程，这使中文系班级负责人大为震惊，忙向系总支汇报，又匆匆报告保卫科，立即派人搜寻两座教学楼一切可能藏匿的角落，又询问我在川报的好友和可能的去处，并向省公安厅报案，一时猜测纷纷，莫知所措。

5旅途阴影笼罩

第一次到重庆，无暇游览市区，欣赏山城景色。搭车到两路口，只买到一张到宜昌的短程客轮等外票，然后才进早餐，到解放碑、文化宫消磨时间，全然没有当记者时的从容和雅兴，逃亡者的不安紧紧地揪住了我。我本是国家的主人，为了解放西南，l949年参加解放军走过千山万水，冒着生命危险征粮剿匪，开辟新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水，如今却不得不弃国而去，这是怎样难言的苦楚？当年的志士仁人告别乡土远渡重洋时，大概也是这样的心绪吧？普希金的一首小诗蓦然浮现脑际：“从未离过国门／却向往异邦／对自己的祖国则只有诅咒……”太阳偏西时，我才缓缓从朝天门码头横渡江北，当夜在甲板上露宿。

翌日清晨，朝雾弥漫江面，轮船迟迟未开，我怀疑省公安厅是否与重庆码头联系在船上拘捕逃亡者，脑际不断闪过影片《羊城暗哨》中结尾的镜头，特工在开船前的一刹那被捉，一时心惊肉跳起来，见每位旅客的脸上都呈现不安，互相猜疑，不知出了什么事。我甚至想在此跳水，但转念一想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可能，判断未必无误，而且在江岸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绪极度紧张时，船头响起了起锚的汽笛声，客轮徐徐启动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一位来自湖北省红安县的中年采购员，拟到万县一带了解市场情况，主动与我攀谈起来。红安原名黄安，涌现过上百名将军，从贺（龙）老总创建洪湖根据地，说到刘（伯承）邓（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说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谈越热乎。在他看来，我是个热情机智、和霭亲切的年轻人，萍水相逢，相见恨晚，何曾想到我会是一名逃亡者？船抵万县，握手话别，留下地址，嘱我有机会到红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游览万家灯火的市区，还到影院看了一场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过三峡，险峻陡峭的山峰，汹涌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严。在悬崖绝壁上，正在开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每个字有好几丈高。后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伫立船头，心事重重，谁知哪年哪月能重游三峡？下午4时抵宜昌，天空落着蒙蒙细雨，第一件事是购买到武汉的船票，又是旅客拥挤，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计从心出：1956年离开川报时我没有退回记者证，当时只想留个纪念，如今却派上了用场。在售票窗口，我出示记者证，说有任务在身，要赶赴北京采访，顺利买到一张统舱船票，当夜在锅炉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气放晴，江面开阔，一轮红曰冉冉升起，我触景生情，轻轻哼起了苏联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插曲：

东方升起金色的太阳，

年轻的水手出发去远航，

要问我们去向哪里？

到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绪平静，两位回河南探亲的干部与我年龄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语言，谈起长江两岸的风景和大跃进的形势。船员看我们举止斯文，谈锋犀利，特邀我们作为旅客代表参加座谈会。与会者踊跃发言，齐声赞扬他们的跃进精神和服务态度，在交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打破常规，为超载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实在值得学习，船员深为满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汉，我立即到江汉关东站购买直达北京的特快车票。

离开车还有半天时间，我感觉车站是个不安全的场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车到江口中山公园游览。时值大暑，火城酷热，每个机关大门口都悬挂着“欢迎中央卫生检查团光临”的大幅标语，公园里树木扶疏，游人极少。1949年10月部队南下时，曾集体来此玩了一天，景象依旧，记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别深，如今侏儒还在，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当然记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朝华北平原驶去，广阔的视野，亲切的乡音，使我这个离开北方多年的游子心情激动。坐在对面的是一位戴眼镜的某军事院校学员，面目黧黑，见多识广，与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车驶近黄河大桥时，车速减缓，他告诉我，我们通过的大概是临时架设的便桥，前些天黄河涨水，数万名工人抢险；周恩来总理冒着大雨讲话，鼓舞士气，话题转到国际形势。总理指出：随着我国批修加剧。中南关系再度恶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已启程回国，我国驻南大使伍修权仍留在那里静观事态发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笼罩起一个不祥的阴影。

6从大使馆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举行支持*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夜里落了一场小雨，街头到处是被雨水打湿或飘落到地面的标语。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轮车经过北大红楼，如今已是《红旗》杂志社。在小店早餐，理发，洗澡，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这才乘车到东园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馆新闻处。门口未挂牌，有中国哨兵守卫，问我找谁，我说，找使馆秘书达克维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把达克维奇的信交给他，上面说他们对我到贝尔格莱德留学深造的愿望表示理解和欢迎，并将尽可能予以协助。他仔细读信，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回答：“达克维奇和波波维奇大使都已回国了，鉴于目前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对您的打算和请求，我们无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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