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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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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占21。3％，在国内接受现代教育者占40。6％，既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占21。5％。所谓新式教育，是指留学外国。在议员里，留学日本的占41。5％，比例相当可观。　当时留学日本的热潮，远高于留学欧美。

然日本也是一个军人国家和警察国家，中国人能够学到什么？无非就是钳制思想和军人至上那一套东西，并无民主政治可学。因此，政客们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旧式的，喝帝制的奶长大的人，即使他们愿意迎合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难道一夜之间弄几个国会、内阁、总统出来，就可以一步登入民主殿堂？岂非三块豆腐就想升仙哉！

从政治和文化背景来看，议员们和官僚们几乎同出一辙，虽然南方籍的议员给国会引进了一些新思想，但也往往是不成熟的和自相矛盾的。即使这样，也给北方造成了不能承受的冲击，成为国会屡屡遭到北方官僚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国会受到专制力量的压迫时，议员们也会奋起反抗，但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与监察权之上。国会的制衡作用，其实微乎其微。国会两度遭政府解散，亦莫可如何。这就叫“形势比人强”。

黎元洪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在张勋的压力下解散了国会。他引咎辞职以后，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如前所述，冯即使不赞成帝制，但对帝制也怀有一份内疚之情，在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他强调自己：“国璋在前清时代，并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　复辟时，冯的秘书长（一位前清翰林）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是最活跃的复辟派分子之一。

复辟敉平之后，冯国璋一直呆在南京，静观局势变化。各方面的政客纷纷赴宁，多如过江之鲫，请求冯支持恢复旧国会。冯国璋却不置可否，搪塞敷衍了事。其实，冯国璋根本无意恢复国会。在他代理总统期间，这个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在超过一年时间里，因为没有国会，国家体制是残缺不全的。

人们在谈论国会和政府的冲突时，往往对国会持同情态度，这是由于人们误把中国的国会当成是民主政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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