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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1915年，担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雄心勃勃，要在华北建立一家神话般的“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它将在天津、郑州、石家庄、青岛设厂，并将触角伸向了山西和陕西。号称拥有10万枚纱锭，规模之大，实属空前。它还向政府申请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赋予30年专利权。如有其它商人在上述地区经营同一事业，应由该公司合并。

中央政府对周学熙大开绿灯，很快就批准了华新公司的要求。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亦不甘后人。周自齐利用担任农商总长之便，否决了华新公司的专利申请，同时自己则酝酿创办资金为150万元的裕亨公司和资金为250万元的裕元公司，与北四先生争利。在现代社会，工商业竞争本属平常事，但在中国，却渗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往往演变成权力派系斗争。两系人马，勾心斗角，互争雄长，闹出诸多插曲。

周学熙和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又占据着财政总长的有利位置，他和政府中的文治派徐世昌、武力派段祺瑞，关系千丝万缕。就在华新公司出台前后，负责纠弹官吏的肃政史，忽向平政院弹劾津浦路局长贪污舞弊。袁世凯下令该局长停职候审。讵料案件扩大，牵涉到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和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全是交通系的地盘，闹得满天星斗，梁财神阵脚大乱，匆匆称病躲到北京西郊翠微山。

◇欢◇迎访◇问◇BOOK。◇

第53节：大国的迷失（53）

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之后，交通系元气大伤，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帝制闹剧中，主动献身。梁财神尝言：“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都要头不要脸。后来的史家指五路大参案与洪宪帝制有莫大的关系，虽属逻辑推论，但也绝不是无中生有。清末民初，由于工商业的急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大企业，已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些大公司在创业和扩张时期，需要庞大的资金，远远超出了个人资本家所能承担的限度，传统的票号、钱庄，也不能适应了。于是，银行业应运而生。

民国初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赋予中央银行职能。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留学日本出身，当过短期的参议院秘书长——对组建中国银行的意义，有如下评论：“中国向来没有大公司，几千万的资本，千百人的股东，这种组织在从前的招商局略具规模，但仍非现代化的企业。中国银行成立，资本二千万，股东好几千，遇事依照法律，大家都能合力解决，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这种大公司的企业组织，可以说是从中国银行开始。没有大公司的组织，兴不起大的实业计划。”

中国银行是中国财政史上的里程碑，张嘉璈说：“中国以前发行钞票，总是不断供应，经常造成币制紊乱。中国银行对于处理财政部的贷款，并不依照旧的方法，而以发行公债等有限制的借贷，并不滥发行钞票而引起通货膨胀。像这样，便能使得财政近代化。”　然而，这个近代化过程，却长期受到政治的严重干扰，官商互相争夺控制权，充满曲折与困难。

1913年，交通银行由政府核准有代理国库和发行权。1914年，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提议中国、交通两银行合资设立新华储蓄银行。这三家属国家银行。另有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殖民银行，七家商业银行。10家银行总资本达2000万元。俨然成为一个新兴企业。

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大大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投资活力。民族情绪高涨，抑制了洋货的疯狂泛滥；铁路的不断延长，加快了工矿产品的流量和流速；银行的迅速发展，股票交易，世界性贸易市场的开发，这一切对中国实业，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6年，讨袁战争的燎原烈火，已烧遍大江南北。中央政府除了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之外，经济上也摇摇欲坠。由于各省相继独立，对中央的解款急剧减少，财政面临枯竭。由梁士诒任总理的“国内公债局”，先后发行三次国内公债，总额达到2000万元，而交通银行每次的认购额，均高居各银行之首，前两次已募得946万元。但还是填不满袁大头的无底洞，仅一个“大典筹备处”，已耗资2000万元以上。把三次公债的钱全投进去，尚嫌不足。到1915年止，交通银行已为政府垫款3115万元，占该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　护国战争一打响，作为政府财政支柱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便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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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大国的迷失（54）

袁世凯需款孔殷，但他对财政一窍不通，全凭身旁两位财神长袖善舞。一位是交通银行老板梁士诒，一位是督办中国银行事宜的周自齐。

支撑危局的办法，集两位财神的智力，绞尽脑汁，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为了避免坐以待毙，梁、周二人终于在5月提出了一个集中资金的方案——合并中、交两行！

整个金融界立即发生强烈地震。

合并两行，无非是为了把中、交两行各地分行所有库存准备金，统统调集北京。这无疑是一服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催命汤。当时洪宪帝制败局已定，“北方形势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钱之大老，纷纷将存款提出”，转存外国银行，为一朝树倒猢狲散，铺好后路。5月7日，财政部密咨各部、院：“现闻各部人员纷纷向中国银行提款，殊属不顾大局，请传谕各员，不得将存款提放外国银行，如敢故违，一经查出，立即交付惩戒。”　这时有内幕消息的大老们，早把钱提光，剩下的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了。天津、济南分行，已经爆发了全民恐慌的挤兑潮。

5月10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获中央密令，要他们立即将银行从外国租界迁移至中国管辖的区域。但银行还没开始动迁，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令停兑了。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颁布命令：“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有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

事态的发展，已演变成北方官僚集团（官）与东部财团（商）的一场较量了。京、津两地分行，因为地处天子脚下，已表示服从政府命令，即日停兑，只有东部的上海分行，决定抗旨。

中行上海分行宋汉章经理和张嘉璈副经理主持大股东会议，他们担心，一旦停兑，中国银行的命脉，将从此断绝；刚刚发育的近代金融体系，也将摧毁殆尽。在上海分行的两位首脑面前，摆着两种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抵抗。他们选择了后者。

大股东们的意见一边倒，为了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上海分行的信用，所有钞票必须一律照常兑现。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立场，表达得非常清楚：

“佥以中国银行分行地跨十数行省，分行号达百数十处，有属于北，有属于南，有涉于军事地域，欲一一监督而保全之，股东等固无此权力，亦实势有所不能。且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因由同人决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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