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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1页）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

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期。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和不平衡，他处事也就更加谨慎。

“大跃进”的热风也吹进军营，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尽管“形势”逼人，彭德怀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给部队回信，明确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①

武昌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便回到湖南家乡去做调查，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

彭德怀在湖南做调查，是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周小舟和彭德怀同乡，也是湖南湘潭人，学生出身，抗日战争以前就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小舟这个名字就是由毛泽东叫他“小周”叫起来的。他是一个头脑清醒，工作深入，讲求实际的人。他陪彭德怀先到了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周小舟告诉他：前些时候湖南省委开过一次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粮食产量估计得那么多，也不同意把次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可是后来证明，“插红旗”的某些省粮食相当紧张，而他们这个被拔了“白旗”的省，粮食倒还富裕。竟出现了“红旗省”向“白旗省”借粮的怪事！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高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周小舟还认为，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裕的时候也不能搞。

听着周小舟的介绍，彭德怀发现，湖南的情况和他在甘肃河西走廊看到的情况是那样的相似。他更感到这次回乡做调查的必要。

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德怀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彭德怀向乡亲们宣传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询问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德怀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上有多少株稻穗，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事后，彭德怀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全部劳力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伐了大片山林；为了收集原料，连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彭德怀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在乌石学校，彭德怀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彭德怀参观了设备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德怀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德怀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

他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垫。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使彭德怀感触最深，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真是血肉相连、鱼水关系。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

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德怀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20多年以后，在彭德怀早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当年规定的“八不准”，还记忆犹新。

直到返回北京中南海，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仍然令彭德怀放心不下。过了3个月，他借着退还给生产队蜂蜜折款的机会，又写了一封长信，寄语乌石大队的干部。信中说：“回到北京住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心为之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约折款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接着他写道：“搞好生产，增加收入，是领导和群众的共同要求。既然领导与群众愿望相一致，就应当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例如，长远计划与年度的具体工作安排，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拟制。拟制以后又必须同群众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于不同意的那部分群众，还需要耐心地不断地进行教育。长远计划也好，年度工作安排也好，如果不认真发动群众，反复讨论，取得多数群众的认识一致，计划和安排即便是正确的，也难以完成各项任务。何况少数负责同志缺乏与群众商量的精神，得不到群众的热情支持，工作任务当然要遭到挫折。”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彭德怀和周小舟离开乌石以后，又到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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