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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彭德怀在23日到猪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接着，检讨说：“这次仗没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上。”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在一次会上又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像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有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经严密侦察，敌人主力在南山，东西两翼薄弱，分兵把守；北面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攻占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据此，彭德怀又适当调整了兵力部署。8月24日21时，彭德怀和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野战军做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野战军手中了。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动反冲击。进攻部队攻占每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多次拼刺刀，同敌人肉搏。

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敌之工事最强。当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锋到第一道削壁时，突破口未被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这时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以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随后部队又突破二、三道削壁，在十六师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后来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在兰州鏖战之际，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西宁，同时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并于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行撤守青海。这时兰州的南山阵地均被攻占，青马军伤亡惨重，城中没有预备队，宁马和胡宗南的援兵一个也没有来。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主力，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敌人开始逃走。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26日凌晨，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西北战场上最后的一次大战役胜利结束。青马主力基本上被消灭。

兰州解放，分割了西北国民党军各部的联系。彭德怀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猛追穷寇，全部干净歼灭之。接着部署野战军左路先取西宁，右路夺取宁夏，中路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城，然后进军新疆。

9月5日，王震率第一兵团解放青海省会西宁。马步芳等逃往香港。青马集团被彻底解决。

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在兰州解放后稍事休整，即挥戈北上，进军宁夏。彭德怀对杨得志、李志民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力，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这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9月初，第十九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兵分三路向宁夏进军。17日，在常乐堡歼敌两个团。19日，敌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率部起义。至21日，宁马布置的三道防线全部被突破。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宁马军指挥失灵，四散溃逃。马鸿逵之子、宁马军总指挥马敦静无计可施，乘飞机逃往重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率残部投诚。23日，第十九兵团的杨得志、李志民，同宁夏方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和马廷秀①，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天，第十九兵团进驻银川。残酷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集团被彻底消灭。宁夏战役共歼灭与和平改编国民党军四万余人，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关于“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的指示。

早在1949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8月6日①，他致电彭德怀指出：对西北敌军除用战争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以为战斗方式之辅助。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②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非常重视。9月10日，毛泽东亲自约见正在北平的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这时，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已兵临玉门关下，紧叩新疆大门；加上省内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的民族军③的长期斗争的配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争取工作，使已经势孤力单的7万多国民党驻新疆军队，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骑五军军长马呈样、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以及钟祖荫、罗恕人等反动分子，于9月下旬离开迪化（乌鲁木齐），经南疆出走国外。以陶峙岳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广大官兵，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愿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9月25日和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宣布率军政人员起义，新疆和平解放。26日，彭德怀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希望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与陶峙岳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部整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

自10月10日起，王震率领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向新疆进发。10月20日进驻迪化。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人民群众箪食壶浆，“表示最高热忱”。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会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各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它是解放初期在新疆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12月12日，彭德怀对第一兵团部分指战员、新疆起义官兵、机关干部讲了话，正式宣布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

年底，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山南北。至1950年3月，二、六军先后进驻南疆、北疆，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消灭青宁“二马”后，国民党反动派稳住西北，屏障西南的梦想完全破灭。胡宗南残部向四川逃窜。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十八兵团改归西南军区指挥，在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下，紧追胡军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位于陕南地区的第十九军及第七军，也暂归西南军区指挥，配合第十八兵团，参加解放汉中和陇南的战役。

11月底，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西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依靠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野战军战胜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敌人，取得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胜利。从1947年3月至1949年12月底，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计歼敌1个长官公署、3个兵团部、4个省保安司令部、2个警备总部、1个补给区司令部、25个军部、61个整师、15个师部、85个整团、43个营，共计51。36万多人。

每当谈到西北人民的支持和后方的支前工作，彭德怀总是很动感情的，常说：“没有他们的支援，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五节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就思考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9月27日他致电在西安主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贾拓夫同志应立即交出西安市长、军管会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计划西北经济建设上。他明确地说：“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1月15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1950年西北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唯一的玉门油田的石油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把横贯中国的交通动脉陇海铁路延伸到甘肃省会兰州。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所提的工作方针。195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不超过10年，愈快愈好。这一年，彭德怀调动近10万军队参加修筑天宝（鸡）、天兰铁路。他对筑路工程十分重视，经常直接检查进展情况，还邀请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和苏联专家视察筑路工程，征询对西北交通建设规划的意见。彭德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亲临前敌的作风，在1950年四五月间，深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视察工作。他不辞辛劳，踏上雪积冰封的青藏高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肯定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的意见，确定以军队为主组织人力、物力施工。

为解决新疆和西北地区紧张的财政经济问题，彭德怀由贾拓夫陪同，于1949年12月28日飞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第二天，彭德怀写了报告，由中共中央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他写道：新疆目前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要解决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我觉得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具体要求是：请苏联帮助解决明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以及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中苏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950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圆满地解决了互通有无和争取外援问题。

1950年1月间，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先后报告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他说，总的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建设新西北。“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生产，为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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