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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中央率三军达到俄界后，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其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不得有误”，张国焘再次拒绝中共中央的命令，并直接电令一、三军领导人“速归来”，说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无止境逃跑”。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机，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川甘边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辖3个纵队。同时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渡过白龙江，在沿江残缺危险的栈道上前进。

9月17日，一军先头部队奋勇夺占天险腊子口，中央红军顺利翻过岷山，9月18日到达甘南岷县哈达铺。长征途中，红军所过皆偏僻之地，与外界不通邮，连报纸也看不到。到了哈达铺，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决定继续北上，前往陕北。彭德怀和李富春为继续争取左路军北上，致电左路军负责人说：右路军在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连日击溃了敌鲁大昌部，缴获甚多，此地物产丰富，汉回族各半，对红军十分热情。希望左路军能消灭敌人北上，创建陕甘根据地，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

9月22日，彭德怀和毛泽东率红军从哈达铺出发，26日突破敌人在渭河设置的封锁线，进抵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正式决定红军前去陕北，以陕北为基地，促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会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陕甘支队先行出发，继续北上，攻占通渭城，在敌人尾追下，连续突破西（安）、兰（州）大路和会宁、静宁间公路及平凉、固原间公路的封锁线，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进到环县。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首先到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境以战国时代名将吴起命名的吴起镇（今吴旗镇）。随后，彭德怀率二、三纵队也进抵该地区，与红二十六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合。

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

彭德怀从二、三纵队驻地到吴起镇与毛泽东商议红军行动方针时，忽得报，一路尾随红军之马鸿宾、马鸿逵和东北军的骑兵部队又来进犯。毛泽东说：“我们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这句话成为红军的口号。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奋起迎战，10月21日在吴起镇西南山上，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这时，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其骑兵先头团又被红军打垮，掉头逃命。另外三个团也同时被击溃。红军经过此次战斗，结束了敌人的追剿。

就在这时，毛泽东诗赠彭德怀，赞扬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回忆当年他看到毛泽东写给他的这首诗后，曾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还送毛泽东。

这首诗今天已被人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第08章　驰骋陕甘宁

1935年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聂洪钧为委员；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作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共11000　多人，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在恢复一方面军番号时，彭德怀提出为保留井冈山的旗帜取消三军团建制的意见，将原三军团列入一军团序列，即将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编为红四师，十三团编入红一师。他这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兵权的高尚品德，博得全军的敬佩，也为后来红军的缩编工作作了表率。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深，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加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决定集中红军主力歼其先头部队。彭德怀随毛泽东去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讨论决定将歼敌的地点选在直罗镇。直罗镇不到百户人家，位于郧县城西葫芦河中游，是陇东通往陕北郧县、宜川的必经之地。镇址三面环山，地理位置对红军十分有利。彭德怀同徐海东到直罗镇一带视察，走遍附近山头，弄清了四周村庄和道路、河流。决定在镇周设伏，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来，一举歼灭之。敌人果然中计，进入直罗镇。

21日拂晓，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从隐蔽地区向直罗镇发起总攻。毛泽东、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这天，降着小雪，吹着北风，两路红军直捣敌营。经过半天激战，东北军一○九师两个团和一个师直属队全部被歼。师长牛元锋被击毙。随后，红军以少数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去打援。东北军一○六师得知一○九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23日，一军团将一○六师围堵在黑水寺，又全歼其一个团。敌方被迫退兵，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宣告破产。

直罗镇一仗对中央红军立足陕北至关重要，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评价这次战斗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军应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只有“以发展求巩固”，才能摆脱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军事上的“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解决红军给养和兵员不足等问题。

1936年1月，彭德怀正在甘泉前线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之再三，于1月26日回电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不易形成对红军“围剿”的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的困难，向南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对红军不利。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但亦有可虑之处：“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1936年1月27日，彭德怀从前线赶赴延安，参加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会上争论很大，主要是怕红军东渡丢了陕北根据地；也有恶意指责的，李德在他的《对战略意见书》中，说东进是“想挑起日苏战争”。彭德怀在电报中所提出的两条意见，与毛泽东的“以发展求巩固”的主张似乎有些矛盾，但从军事意义上说，它补充、完善了红军渡河东征的战略思想，对作战部署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经过毛泽东的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同意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应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军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苏区。

初春虽到，黄河才刚刚开始解冻。河水夹着大块冰排汹涌而下，靠两岸的冰层还没有融化。2月20日，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战斗打响。先遣队划着小船，乘黑夜穿过敌人弹雨驶达彼岸。21日下午，先锋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接着，红军越过吕梁山，向兑九峪发起进攻。彭德怀同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向全国再次发出一切抗日军队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号召。

抗日先锋军在阎锡山集中兵力向石楼方面反攻下，分兵3路，南下北上，左路十五军团到达交城，作围攻太原姿态。阎锡山急调重兵来保其老巢。

右路一军团，由霍县南下，占领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

中路十五军团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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