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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掉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会战平静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1933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麻烦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各地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一切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瓢起来，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渡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东北的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1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正，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

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均。顾维均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靠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他有机会多次面见蒋介石，但从蒋那里，他看到的是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冷漠，初时，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虽奉中央命没有抵抗，但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

这引起了顾维均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均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

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均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均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它的高潮。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

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觉得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摄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正，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2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王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三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

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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