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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学国际关系专业。1939年回国，一度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以其学术造诣深厚，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主任，轮训地方军政干部，1942年后任陆军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防研究室主任，筹建国防研究院，目的在培养三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人员。其间，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将衔高级参谋，协助蒋先生与美国联络谈判事宜。

1943年，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会于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中方为宋子文、何应钦，杜建时以随员身份参加。其后，杜建时探察到美英只进攻缅北而非全境的计划，及时向蒋先生汇报。

中、美、英、苏的开罗盟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命商震、林蔚、杜建时等高级幕僚草拟提案，主要为：反攻缅甸，以美国武器装备训练国军，并要求英国支持国军的反攻。

蒋先生和史迪威矛盾激化时，史迪威托杜建时请蒋先生接见，后者在愤怒中予以拒绝。1943年夏天，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华盛顿讨论中国战区事宜，宋子文和杜建时前往参加。杜氏在会上支持陈纳德意见，反复说明中国对空军的急需。

在重庆美军司令部，杜建时与史迪威的参谋、助手频繁联系，察知史迪威使用美国援助在中国的去向。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由杜建时陪同，赫氏电报美国，据实汇报蒋、史性格水火不容，直接点题：有史迪威在，中美不能合作。杜建时在赫尔利处见到电报原文，当即报蒋，蒋先生大喜，嘱咐杜建时照顾好赫尔利，加深私人情谊。罗斯福接报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征求蒋的意见，蒋先生与魏德迈友善，当即拍板。魏氏对蒋极为尊重，以蒋先生为统帅，自居参谋，蒋先生喜不自胜。杜建时又和魏德迈为堪萨斯大学同学，于是中美联系，趋于密切。

远征军的第二阶段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副总指挥，柏特诺为参谋长，温鸣剑为副参谋长。

史迪威性格直率中保有威逼、专横。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与之时有抵触，发生正面冲突或反驳，“不仅赢得我军官兵的衷心爱戴，且为美国许多正直有识的朋友所赞赏，最后连史迪威对他们也刮目相看，倍加尊重”。

这时发生温鸣剑事件，以美国军官取代中国军官。史迪威将温鸣剑等人撤职，企图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郑、孙、廖一致反对，史迪威被迫自行纠正（王楚英《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94页）。

不过，驻印军一切武器、弹药、给养、服装、医药等全由美军提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种种优势和做法，与其他部队风气全不相同，这也是驻印军对史迪威最终产生好感的原因。史迪威本人，他的士兵化的举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的忠于职守、责任、荣誉感等良好风气，也给国军官兵很大震动。

驻印军反攻战的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以及密*围攻战斗极为惨烈。作为高级参谋的温鸣剑，主要是和美军协商沟通。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8）

譬如，史迪威和美军军官，较缺乏中国古兵法上那种对地理兵略的考虑和重视，中方参谋和他们谈及公路补给的巨大困难，他们总是不以为意。虽然他们清楚雨季势难行车，且中印公路边修边打仗，使用率极低，这一带又到处是沟谷纵横的原始森林。但他们总强调依托强大的空军支援，仿佛一切不成问题，他们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中吃亏不小。这时温鸣剑就要出面苦口婆心地沟通、解释，以期对方接受意见。

抗战初年的战略一瞥

抗战初期的大战略方针，总体的分析不错，但对于战争双方的实力和战争残酷性，日军攻击的速度和作战实力估计不足，属于盲目乐观。盖以1945年初日本尚能进攻至独山，骎骎有包围攻击重庆之势。而那时美国参战已经三年多了！所以，参谋本部的策划，较之蒋介石诱迫日本改变进攻态势，将其逼为由东向西进攻，并迅速编练60个机械化师……如此看来，蒋先生实在棋高一着。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进行改组，取消第一至第六部，改设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何应钦改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徐永昌任军令部长；陈诚任政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政治部副部长……刘斐任军令部第一厅中将组长，后升厅长。在前一年8月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刘斐的发言大略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许多矛盾，它若长期进行这种不义的战争，恐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至于我国，军备虽处于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刘沉刚《回忆父亲刘斐》）

整个判断，并无战略特见，大体是些人云亦云的废话。首先，日本得美国多年钢铁贸易积累大量战略物资，而战争头两年美国并未实施战略物资禁运。而中国虽然地方广大，但也不能说是物资丰厚，再说田间地头所产，全无重工业构架来转换再生……日本连美国都敢彻底惹怒，它的国力并不弱……

中美战时参谋体制结构

抗战的中后期，中美盟军设立了几个大型训练基地，在国内是以桂林、昆明为中心，在国外是在印度设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美式装备的抗日部队。当时的驻印军由史迪威直接指挥，他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训练班的教师一般是军事素养较高的军事参谋，还有干训团实施短期的密集训练，时间为一个月内，这就是美军参谋发明的轮带式训练，侧重兵器使用，以及小股部队的突击战术。当时部队中有不少的美军参谋，人数最多的是远征军。

第一期远征入缅作战失败，廖耀湘认为按照战术和地形而言，史迪威和罗卓英方案是最合理的决策，但掌握实力的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从密*以北地区回国，其理由是日本人尚未进入该地区，史迪威的情报参谋却有真实证据证明日军正在向密*迅速挺进途中，应该说史迪威的情报参谋是非常专业和尽职的，而杜聿明却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结果部队分成两边走。当时日军已离史迪威驻地喀萨不远了，于是丢弃了一切车辆行李，史迪威自己背上一支冲锋枪，饥寒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杜聿明未能重视美军参谋的意见，又对缅甸的地理和气候缺乏了解，结果经过了原始密林野人山回国，致令全军陷入死地，电台也丢了。　。。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一（9）

情形危险至极，后来在缅北大洛地区由美军飞机发现地面上一些寻觅粮食的士兵，因为飞机飞得非常低，隐约可见青天白日徽章，飞机上的人员也不管是或不是，就把给养和药品以及无线电电台、电池等投下来，这才联系上，但士兵已经死去二分之一以上。

到抗战后期史迪威和远征军一些将领的关系已经调整过来，譬如他和廖耀湘谈话就不用翻译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谈。史迪威对廖耀湘说，他处于很危难的境地，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方面仍然反对他，他应吸取入缅作战的惨痛教训，否则大家都可能功败垂成。他又对廖说，我们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应该以军人的态度和头脑来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据此做出果断处理。

1944年的秋天，由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参谋长的职务。他这个人年轻英俊，性情很好，早年在德国军校和参谋学院学军事，回到美国后又到参谋指挥学院深造，距此十几年以前魏德迈还以中尉参谋的身份在天津住过一年，抗战开始后，他还做过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他和史迪威完全不同，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就像对待他们美国的上级一样，蒋先生则满脸笑容表示欢迎他的意见。以前史迪威傲慢专横，不把蒋先生放在眼里，双方关系弄得很僵，魏德迈则一反这种作风，对蒋表示顺从。

关于对日总反攻参谋作业，在1945年的开春，魏德迈就带着他的参谋队长顾德门在重庆会商，中方代表有侍从室主任林蔚、外事参谋皮宗阚和杜建时，会议内容是研究修订作战计划，除了敌情判断和作战部署以外，主要的作战方针是要首先收复广州，打通出海口，连接粤汉路以及湘桂交通线，并在广州、衡阳两地区分别组织大型会战，迭次推进，目标是在通过两个会战歼灭所有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

魏德迈到了重庆后，非常重视参谋业务的研拟，他要求每星期开两次参谋汇报会，中美双方交换情况。美方参加的是美军参谋长马克鲁少将以及后勤、汽车等等方面的参谋各一人，主管作战、情报的参谋各二人。中方参加者有后方勤务部长汤尧，还有军令部第二厅的厅长郑介民，以及担任翻译的中将高参何世礼等人。稍后中方更由陈诚、刘斐等更高级的大员参加这个汇报会。这个参谋汇报会的一些重大事项，据汤尧所说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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