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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１０到１５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１９３０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

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５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４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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