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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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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见魏威说得如此恳切，也不好再刁难眼前这个低三下四的“财神爷”，随即换了个口气说：“我这两天就找找你们威威的资料，只要专家评审过了，领导批过了，我就马上把文号编出来。刘主任跟我说过了，你放心。”

见马腾吐口了，魏威不再说什么便起身告辞，临走时他要了马腾的手机号码。之后，魏威一直用电话与马腾联系，催问“心血通”换发文号的事情，并在言语间信誓旦旦地表明会报答马腾。而马腾也爽快地答应尽快帮魏威办。

2003年6月，“心血通”和其他的药品文号陆续地下发了，“心血通”在文号下发后，名称也改成了统一的“肌氨肽苷注射液”。拿到文号后，魏威立即安排了批量生产。

在此后的2003年6月20日至2003年11月20日的5个月时间里，吉林威威药业向国家药监局专项办申报的换发药品文号共有26种之多，这些批准文号在刘玉辉等人的帮助下，真正做到了“快报快批”。其中，马腾功不可没。

要知道，同类药品只要抢占市场先机，那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利益，这是魏威和马腾所共知的。但是，直到2004年春节前这段时间里，魏威没拿出一分钱给马腾，马腾也绝不开口要钱，而是全心全意地为魏威“服务”着。两人都互相抻着对方的神经，都希望对方主动提出来“感谢”的事情。

其实，深知行业“潜规则”的魏威考虑得很简单，对他而言拿出一些钱来感谢一下马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身价亿万的魏威并不在乎钱，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马腾和自己都觉得面子上过得去的“时机”而已。

而马腾则考虑得更多更复杂。首先，马腾不能不考虑魏威、曹文庄和刘玉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影响。在后来魏威从注册司拿批文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的时候，马腾就自然会明白，半年时间魏威能从注册司拿到26个批文，如果不是与曹文庄私交甚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可见魏威的“能量”是巨大的。尤其是魏威“拿号王”的名头越来越响，又身居威威药业的董事长，是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而28岁的马腾在魏威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供人驱使的小喽啰而已。以马腾的身份主动索要“好处”显然是不明智的，甚至可能毁掉自己前途。因为专项办大多是借调来的人员，马腾的人事档案还在河北神威药业，如果能够得到曹文庄、刘玉辉这样的领导赏识，最后能够调入国家药监局或者中国药学会，进而成为一个北京人，那才是马腾的终极目的。而得罪魏威就等于得罪了曹文庄和刘玉辉，这层关系马腾还是想得清楚的。

就这样，马腾抱着复杂的心态全心全意被魏威驱策着，直到2004年春节的临近。此时，魏威觉得该兑现自己的承诺，感谢一下马腾这个小兄弟了。于是，打算回河南老家过年的魏威打电话问马腾是否回河北老家过年。当得知马腾也要回家过年时，魏威告诉马腾说，我有车顺路回去，你可以坐我的车一起走，我送你回去。过年回家搭顺风车，马腾当然求之不得。

2004年1月30日中午，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魏威从河南郑州叫来一辆朋友的奥迪轿车，来到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附近。因为马腾住在新世界商场东边的西花市南里小区，而魏威住在新世界商场南边的太华公寓，两人相距不过1000米的距离。

两人见面后，很快乘车离开北京向石家庄方向飞驰而去。3小时后，魏威把马腾送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马腾居住的神威药业宿舍附近。马腾下车后，魏威随后也下了车，他顺手从轿车后备箱里拿出一个装酒用的纸箱子递给马腾说：“这是点年货，你拿回去过年用吧。”

马腾简单推辞了一下，没来得及打开看就收下了。与魏威分手后，马腾把纸箱子拿回家打开一看，里边竟是一沓一沓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马腾颤抖着手数了数，整整30万元。当时马腾惊呆了，这个数字显然超出了他所期望的范围，他原以为魏威能给个三两万元就够意思了，没想到会这么多。不知所措的他马上拿起手机打给魏威，要把钱退给魏威。但魏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用了，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留着过年吧。”马腾一听，再也没说什么，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30万元。因为马腾觉得，自己帮魏威忙了，魏威给这30万元好处费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魏威之所以一下给30万元，是因为他知道这颗重磅炸弹足以把马腾炸晕，更知道马腾此后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

这30万元来得容易花得也容易。后来，这30万元就被马腾请客、吃饭、娱乐时花光了。

黑金交易，审视权力与金钱的天平

2006年1月1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对犯罪嫌疑人魏威进行讯问时，魏威交代了他向马腾行贿人民币30万元的犯罪事实。之后，检察机关在国家药监局将马腾抓获，马腾对受贿人民币30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此时的马腾依然在专项办工作，如果年轻勤勉的马腾不是因为受贿而成为药监局窝案中最小的一块烂泥巴，他很有可能调入北京工作。

马腾作为药监局窝案中排名最后的一个被告人，享受了与郑筱萸、曹文庄同等的待遇。身高1。80米的马腾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在对自己受贿事实供认不讳的同时，马腾和他的辩护人极力辩解的是：马腾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仅仅是从神威药业公司借调到专项办负责计算机信息录入的一般工作人员，不具备药品批准文号审批的职权，在主体及客观方面与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相符。但是，法院认为，马腾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专项办从事药品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马腾在专项办负责编排批准文号及报送审批工作，是代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履行管理职责，具有负责某项公共事务的职务、职权。马腾原单位的性质及其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正式借调还是临时借用、是否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均不影响依法认定马腾系国家工作人员。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腾有期徒刑13年，并继续追缴马腾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予以没收。马腾上诉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批经济”、“权力寻租”是行业腐败在医药行业的一种体现。因为很多企业要靠这些所谓新药过日子，所以魏威之流就想方设法去贿赂官员，包括贿赂马腾这样的小卒子。据国家药典委员会2007年1月9日出具的《说明》证明：马腾从2002年10月起开始在专项办领取工资、加班费、补贴、过节费等各种费用，至2006年1月止，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领取112176元，但马腾4年辛勤工作的收入，只有他受贿数额的三分之一。

30万元搁在谁身上都不是个小数目，马腾凭什么收得心安理得？我们几乎不需要推测就可以断言，这种“权力寻租”下的“黑金交易”，早已被马腾看在眼里并深入内心。不然马腾和魏威都不会用“轻描淡写”的口气提到这30万元的。

也许是因为曹文庄牵出了马腾，也许是魏威牵出了马腾。但不管是谁牵出谁，重要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法网，这是一件好事情。在以往的反腐败案例中，通常是拔出“小萝卜”带出“大泥巴”，往往是由小人物入手揪出大贪官。但是，在药监局窝案中却一反常规，这种大人物咬出小人物、“大萝卜”带出“小泥巴”的案例很少见。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审视这个也许郑筱萸和曹文庄都不一定熟悉的小卒子马腾。

拔出萝卜带出泥。由此看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和有效手段。我们“遗憾”地看到，当初向贪官们行贿的魏威、刘玉辉们，一旦被双规、被逮捕，进去之后谁也“扛”不住，为了活命，为了从宽，即便原先是贴身的喽啰、同气连枝的铁哥们，都一一“咬”了出来。只要成了“萝卜”，都会带出一大堆“泥巴”的。

郑筱萸已经伏法，曹文庄提起上诉被驳回，郝和平正在服刑。很显然，拔出药监局窝案中的这些“大萝卜”很不容易，清理“大萝卜”带出的“小泥巴”同样不容易。马腾很可悲，这个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小卒子一下子收下30万元贿赂都能心安理得，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在震惊之余我们不免展开丰富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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