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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年12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月29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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