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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后，说：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美苏间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计划，我预测不会达成一致。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小平：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小平：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100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100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100万。

基辛格：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小平：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像的。

最后，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台湾问题。当时，身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1974年2月间，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美国驻台新任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用一位代办可以负责的方式。同时，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先进的军事装备。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些做法。

邓小平问：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与台断交为前提）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给基辛格的感触颇深。据与基辛格有过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说：“从1974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从1971年7月至1973年11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1976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1976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1974年11月25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11月26日、27日、28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1976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1977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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