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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除掉阉党之后，崇祯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大臣，还下诏甄别被魏忠贤杀害或削夺职权的官员，该平反的平反，该起用的起用，一时之间朝廷风气耳目一新，京畿内外民心大快。

崇祯帝即位后，自奉特别节俭。他亲自带头穿浆洗过的旧衣，将许多金银制品都拿到银作局化掉充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他多次减少皇帝开支，遣散宫中大批宫女。崇祯帝没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讲究，声色犬马统统不沾身。

崇祯帝的勤政超过了任何帝王，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平时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在乾清宫看奏章，军情紧急时他连续几个昼夜不休息。同时，一道道诏谕传遍天下，罢除了为皇室服务的一切不急之役，与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镇守太监，严禁宦官干政，严禁官员结交太监；向边镇发去银两，安定军心；戒谕官僚结党，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这一道道诏令在帝国臣民心中唤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祯帝虽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颇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郑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

崇祯帝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从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烂摊子，他可能会做出一番令人称颂的业绩来，但此时的明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他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

昏君行径

崇祯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并进而一意孤行，一旦败之，就文过饰非，拉过大臣当替罪羊，侥幸成之，则愈发自负，越陷越深。

陈新甲一案就充分体现了崇祯帝的虚伪、昏庸和冷酷无情。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起义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一日，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议和。陈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将密诏留在了书案上，陈家的书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驻京人员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帝无法抵赖，恼怒之余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李自成破开封，烹杀福王），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被崇祯帝冤杀的大臣绝不止陈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干正事的被杀，不干正事的下场还好一点。一代名将袁崇焕是明朝后期最有能力、最忠君爱国的大臣，而他的结局也是最凄惨的。冤杀袁崇焕是崇祯帝犯下的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当初，崇祯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焕的，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将整个对金（即后金，清朝前身）防务都交给了他。袁崇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劲敌努尔哈赤在宁锦兵败后连伤带病郁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几十万后金军绕道直扑明朝都城北京。镇守辽西的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领明军赶到北京，与敌展开激战。此时，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皇太极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虏的两个太监陷害袁崇焕，他在军营中广泛散布与袁督师有约在先的谣言，并故意让那两个太监听到，然后放了他们。这两个太监回到宫中便把听到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崇祯帝，昏庸的崇祯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焕。两个月后，后金军队撤走，崇祯帝下令将袁崇焕凌迟处死，从而自毁长城，导致明朝败局一发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祯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就在崇祯元年，陕西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时间波诡云谲，风起浪涌，大明王朝疲于应付，回天乏力，除了内患，还有万历以来长期存在的外忧：后金汗国的不断侵扰。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军事领导特别是兵部尚书的职位就凸显出来，变得异常重要，同时也尤其难当，而崇祯帝喜怒无常，动则委过与人的性格更使将领尚书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崇祯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显露无遗。据说崇祯朝任兵部尚书或挂兵部尚书衔的先后近二十人中，除卢象升殉国，洪承畴降清外，竟全部先后死于崇祯的旨意。其中虽有几个该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劳越大，死得越惨，令忠臣心冷，叫敌人拍手称快。

崇祯帝最残忍、最嗜血的行为就是以凌迟杀害了一代名将袁崇焕。凌迟，就是俗语中的千刀万剐，是历史上最最残酷的刑罚。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祯帝钉在暴君的耻辱柱上。

崇祯帝的残忍在明朝灭亡的最后时刻又一次暴露出来。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送走三个皇子后，下令皇后和所有的妃嫔统统自裁，自己提着剑发疯似的四处乱砍。在砍死几个妃嫔后，他来到了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为何生在帝王之家！”，一边挥剑砍下，长平公主顿时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之后，崇祯帝又去昭仁殿杀死了昭仁公主。

庸君形状

崇祯帝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没有足够的治理国家的能力，犹如小学生没有写出博士论文的能力一样。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于自己明智的措施，但发脾气的时候也不可理喻。他对自己的错误永远有动听的掩饰，绝不寻求更正，却渴望他的部下歌颂他英明。

崇祯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当权后立即把阉党清除。但他不久就发现只有宦官最忠贞，于是一切恢复原状，而且更变本加厉，大量的派出“监视宦官”到各军区，各重要城市去监视主管首长，这种行径完全是他刚刚撤销的监军制度的复活。

虽然崇祯帝自认“非亡国之君”，但面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军和强悍好战的关外铁骑，却束手无策，无力招架，只有仰天长叹，痛哭流涕的份儿，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样，当年剿除魏阉集团时的沉稳老练，冷静自信都跑到爪哇国去了。

1644年初，李自成逼近北京，京师局势日益危急，而此时明朝国库已经告罄，根本无力御敌。崇祯帝只得下令勋爵百官捐助，可这些有钱的主儿到这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穷，根本不理会亡国降至。折腾了一个月，崇祯帝仅弄到区区二十万两白银，而大顺军进城后，从文武百官、太监贵族手中搜出的金银多达两千余万两。

对于一个连文武百官都管不了的皇帝来说，要想打败造反者，战胜入侵者注定是镜花水月，注定是痴人说梦，注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仁君姿态

实事求是地讲，崇祯帝还是有一些爱民之心的。即位之初，他就颁布诏令，与民休息，停止为皇家服务的土木营造、织造烧造、珠宝采办等活动，取消受灾地区的徭役赋税，他还不断地宣布“减膳”、“撤乐”，削减后宫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可惜，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内忧外患搞得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再也没有心思关心子民的疾苦、百姓的死活了。

就在崇祯帝自缢煤山（即现在的景山）之前，他的爱民之心又一次迸发出来，在内衣上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死后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请去掉我的帽子衣服，把头发披到我脸上。任凭逆贼割裂我的尸体，不要杀伤人民一人。

直到这时，崇祯帝才想起他的百姓子民，可惜为时已晚，百姓们看到他的遗言，顶多会在评价他时加一点同情分，而绝对不会对他心存感激。

从即位时和临死前爱民之心的两次凸显，我们可以看到崇祯帝性格中非常突出的一面：易于冲动。容易冲动的人是不适合搞政治的，更不用说当位于政治巅峰的皇帝了，更不用说当千疮百孔、植物人似的晚明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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