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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处。院子不大，但玩足球是足够了。我们楼的对面，是商业工会的夏花园。那里有一个露天剧场，没有演出的时候总会放电影。革命前，这个花园里是基辅总督的官邸。为了不让走在鹅卵石路上的马车惊醒楼里的主人，这一块铺上了沥青——这在当时也许是基辅全市惟一的沥青路面了。官邸在内战时期烧毁了，但沥青路留了下来，所以小伙伴们都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快，父亲也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多次摔破膝盖和胳膊肘之后，我很快也学会了骑自行车，开始熟练地玩大撒把，让男孩子羡慕，女孩子高兴。我们家的邻居是希腊人波波杜伯罗——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家，他有一家小型金属件厂。他的女儿长着黑头发，叫塔玛拉，迷住了我。应该说，他的工厂收入不错。给塔玛拉穿的衣服时髦而昂贵，她身上总有昂贵香水的气味。她父亲有自备车马—一匹马和一辆车。他漂亮的妻子穿着绣花边的衣服，戴着阔沿帽和面纱，他们晚上一起坐车到克列夏季克在众人面前招摇。斜靠在座位上，吸着芬芳雪茄的资本家总是引起人们复杂的情感反应。有些人又赞叹又羡慕，另外一些人恶狠狠地看着，似乎要跟这些“没有杀光的资本家”算账。　　我们家的另外一个邻居是扎多罗日内教授，乌克兰历史和文学专家。他模仿上个世纪的古典作家塔拉斯·舍夫琴科蓄着小胡子，穿着绣花的衬衣，灯笼裤扎到靴筒里。他跟父亲交上了朋友，所以，每次到我们家，喝上几杯露酒之后，便会弹着板都拉唱几曲乌克兰民歌。他也培养了我对乌克兰民间创作、历史和传说的兴趣，乌克兰事实上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楼的第四个住户，是合作社管委会主席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罗特斯坦。苏联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并且谁也没有料想到很快会有。何况许多人还记得，沙皇时期的身份制度是多么侮辱人。　　当我们搬进房子之后，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只是将我们登记到住户登记册，全部的手续就此结束。他是个非常客气的老头，非常乐意对各种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总是乐于助人。正是借助他的关照和善于交往，“快乐角落”合作社里总是一种相互帮助、关怀的友善气氛。合作社打算再建几栋房子，罗特斯坦甚至经常来找我父亲商量，比较这个或者那个方案的优劣。　　我喜欢我们这个区在第聂伯河峭壁下美丽的公园：玛丽亚公园，沙皇花园，商人花园，符拉基米尔小山上绿色的山包，那里有俄国洗礼者符拉基米尔大公的青铜塑像和一个大十字架。这里，在一个玻璃穹顶的大圆房子里，有基督殉难地峨尔峨他的全景画。世纪初最好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基督生活和受绞刑的现实主义绘画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从以前读过的旧约中得到了景象，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引起心中的赞叹和皈依感。三十年代初，“峨尔峨他”楼被毁，巨幅的全景画也消失不见了。可是，也许这幅画没有遭到破坏？说不定它会被找到，这样现在的人们可以欣赏到这幅以巨大的力量再现了圣经传说的艺术品？  

我的补习老师乌伯先生

我在乌伯先生家见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德国人的整洁与认真。　　新建的体育场以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的名字命名，过了不久，这位负责人却以“间谍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枪毙。　　秋天快要到了，该考虑我上新学校的事情了。父母亲想让我继续学外语，刚好这里附近的几个街区很早就住的是德裔基辅人。德国人聚居的那条街道叫路德街（后来被该名为恩格斯街）。这条街上有一所七年制德语学校，全部课程用德语讲授，俄语和乌克兰语几乎成了外语。学校附近有一所路德教堂，乌伯先生，一个年迈而仪表优雅的德国人是教堂的管风琴手。他答应做我的补习老师：虽然我平常德语说得很流利，但这对专科学校的三年级还是不够。开学前的两个月，以及第一个学期里，我经常去乌伯夫妇一家，在那里沉浸于宗法式德国家庭的气氛之中。他们家里的整洁、擦洗得闪闪发亮的厨房和餐具，窗户上绣着花边的窗帘，男主人书房里打了蜡的橡木墙裙叫我赞叹不已。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受到富足。原来，乌伯先生并不是职业风琴手。他前不久刚退休，而在此前，甚至在革命前在一所德语中学教授了很长时间的历史和文学。他对我很严格，但能够让我有兴趣，培养了对知识的兴趣。他有许多彩色图片，上面是德国各个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描绘着各地的人做各种事情：手工艺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等。这可是学习语言和扩充词汇的直观教材。　　我特别记住了图片上莱茵河的风景，葡萄园，古老的城堡，风景如画的渡口，有高高钟楼的小教堂等等。我每每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乌伯教授的图片，在我有机会亲自徜徉莱茵河畔之前，早早地给了我德国气氛的感觉。　　除了语言之外，我的补习老师自己决定教我其他许多有用的东西：压制铜质材料，制作立体地图，木刻等。乌伯总是衣着正式：他穿着常礼服，雪白的衬衣，挺括的浆衣领，宽宽的领带上带着别针，上面镶着一颗珍珠，他喜欢抽雪茄。空的木质雪茄盒被我用来练习木刻。富杜克列耶夫街的哈默商店里，出售薄薄的铜片，上面用特制的小模子压制出各种图案，还有厚厚的硬纸板以及白色的纸浆板等。当立体地图上的地形凹凸成型之后，我用油彩描出白皑皑的山峰，绿色的山坡，黄色的沙漠等等……这些事情迷住了我，培养了我对绘画的兴趣。　　我们家搬到里基辅之后不久，父母的朋友之中出现了一位非常和蔼和亲的小老头，父亲的芳香露酒让他着迷。但是，在喝醉之前，他表示愿意每次来都教我绘画。大家都叫他萨维里叔叔，是圣彼得堡的一个什么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是个很有希望的肖像画家。但是，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酒鬼，住在玛丽亚和沙皇花园的小山包之间的一个歪歪斜斜的小木屋里。革命之前，这里曾经是大花房和一家法国餐厅。我小时候餐厅已经没有了，花房还在，四周飘着玫瑰和丁香的芬芳。花房的南端，就是萨维里叔叔的破屋子。他是个能人。不仅能漂亮地画出风景和肖像，还可以自己动手装配照相机，修复老式的钟表和老式小提琴。萨维里叔叔教给我绘画的基本知识，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嗜好。　　三十年代初，萨维里叔叔突然消失了。当他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时，我们已经知道花房要关闭了，而附近的建筑物，包括萨维里叔叔的小屋，统统都要拆掉，那里要建设一个综合体育场，包括足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等等。另外还要建一座办公楼外带餐厅。　　这对萨维里叔叔是最沉重的打击。那一天他喝了很多，咒骂了决定要建体育场的所有人，离开的时候心思重重，失神落魄。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而体育场建成了。它的主人，是代表安全机关的“迪拿莫”体育俱乐部。用乌克兰内务负责人巴里茨基的名字为体育场命名，他也是在花房旧址建设体育场的倡议者。可是，硕大的圆柱上，人民委员的名字并没能长久。很快，巴里茨基连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被捕，并作为“间谍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被枪毙了。　　难道上天真的听到了萨维里叔叔的诅咒？……　　经过我跟乌伯教授的共同努力，我被录取到德语学校的三年级。这也是一所七年制学校，跟当时苏联其他的“劳动学校”一样，给青少年初等教育。但是，这里的气氛跟“布尔什维克”工厂附近的那所学校完全不同。大半孩子出自德国人家庭，其余的孩子则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按照社会构成来说，学生们的成分复杂。有工人、职员、科技人员、手工艺人和私人企业家的孩子。我们瞧不起一二年级的学生，但是，四年级的学生却是我们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柏林阅兵（1）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军队不宣而战，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　　战事结束之后，希特勒在柏林举行了阅兵式。我就站在主席台附近。希特勒与斯大林在运用各种制造气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局势变化神速。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德军不宣而战入侵荷兰和比利时。希特勒将自己又一次侵略行径解释为有必要为这两个国家“加强中立”。当然，没有人相信这个。这一次，“闪击战”也奏效了。德军几天之内就占领了荷兰。比利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随后开始了法国战役。　　五月中，我被召到柏林。苏联驻德国商务副代表科尔米里岑前往鹿特丹了解我国冷藏船的下落，因为我曾经去过鹿特丹，所以要陪同他一起去。　　柏林与海牙之间的铁路交通迅速恢复了，所以在火车的豪华餐车里，只有大量的军人令人想起正在打仗。在荷兰境内，由几座铁路桥被炸毁。火车减慢了速度，似乎摸索着在铁轨上前进，铁轨下是德军工兵修筑的临时支撑物。　　海牙看不到战事明显的痕迹。个别地方站着德军哨兵，但大体上是荷兰警察在维持秩序。　　我们顺路到了粮食进出口公司，科尔米里岑听取了利沃夫的情况介绍，后者仍然被德军闪电般占领一个国家而受到强烈震撼。然后我们开车前往鹿特丹。在公路上才出现了外敌占领的明显迹象。一个个十字路口，桥梁和船闸处，停着德军装甲车，有手持冲锋枪带钢盔的德军士兵。涂成伪装色的德军汽车往来疾驶。有几次，武装巡逻队拦住我们，检查证件。　　快进城时，我们看见了城市上方的乌云。闻到了焦糊味，烧糊的咖啡味。鹿特丹被炸毁的地区，以及保存来自殖民地货物的港口仓库等地仍在冒烟。　　在船坞，我上次来时认识的公司代表迎接了我们。在工厂厂部舒适的办公室里，科尔米里岑得到了坏消息：造船台上的那条船在轰炸中烧毁了，而已经下水的那条船则安然无恙。于是我们出发去看船。走过从前的造船台时，看见了被大火烧成一堆的废铁。保全下来的冷藏船上，上层建筑和船体整修接近完成。到处是铅丹，润滑油和油漆的味道——这些特殊的气味令我想起遥远而和平的1937年，当时我曾经参加过基辅船坞拖轮的试航。　　公司负责人许诺加快速度完成冷藏船的建造。果真这条船在秋天之前便建好，然后自航到达列宁格勒。　　鹿特丹的事情办完之后，我们开车去了布鲁塞尔。由于战事，比利时使馆商务代表处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了。上面要求科尔米里岑在当地弄清情况。在荷兰境内，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在边境上，只有跟荷兰和比利时边防军并排站着的德军军官，才使人想起占领。我们没有任何签证，只有临行之前从德国外交部拿到的一纸证明。这是我们过境所需的全部东西。但是，当我们刚刚深入比利时境内，立即感觉到战争近在咫尺。许多地方显然进行过激战。公路两旁横七竖八地放着打坏和烧毁的军车。时不时会碰到一堆人马，自行车上装着一点可怜的行李，推着童车和独轮手推车等。情况好一些的驾着四轮大车，上面装满了箱子，包袱，家具什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开始了漫长而悲伤的路程。　　在布鲁塞尔的大使馆，卢比宁大使是一个契切林式干练的外交官，三十年代末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之后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他通报说，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处没有任何损伤，所有的工作人员平安无事，并且完全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　　卢比宁用鱼子酱和奶酪的面包片，咖啡和饼干招待了我们。然后提议看看市容。　　布鲁塞尔的情况使我非常惊讶。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根本不曾有过战争一样。比利时警察在指挥交通，衣着考究的人群挤满了漂亮的林荫道，人行道上花花绿绿的阳伞底下大理石小桌旁衣着光鲜，穿着裘皮女士男士从容地说着话。空气中飘荡着咖啡，昂贵的雪茄和雅致香水的芬芳。排场的商店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商品，蔬菜和水果堆成了小山，糖果店里诱人的橱窗。只是偶尔遇见一小群德军军官，以及完全看不见的比利时军服令人想起，国家处于德国占领之下。　　后来当然一切都变了。开始了对西方占领区有组织的抢劫，虽然规模没有在东方那么大。但是，在被占领的最初几天里，布鲁塞尔依然保持着正常的生活。　　晚上，卢比宁邀请我们去一家夜总会。这里也是热闹非凡。一对对男女在打着底光的玻璃圆盘上跳舞。然后，在这个圆盘上出现了一个胸部丰满的美丽女郎，跳了一阵脱衣舞。接着表演的是魔术师。过后是舞蹈。按照规矩，在这种场合只供应香槟酒和葡萄酒。除了坚果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一群德军军官占据了最大的包厢，其中还有一个戴单眼镜的将军。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傲慢观察着失败者在消遣。　　在商务代表处过夜之后，早晨我们出发去滑铁卢——参观标志拿破仑时代结束的历史性战役的纪念物。很快过去的战事没有触动到这里，但就在附近的小城诺缪则完全变成了废墟——残垣废墟仍在冒烟，窗户像空洞洞的眼睛般幽幽地看着我们。天空飘荡着浓浓的压在废墟下正在腐化尸体的味道。整个这个死亡地带被德军士兵包围着，只是德国外交部的一纸证明才把我们放了过去。  

柏林阅兵（2）

法国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德军指挥部的每天公布的战报中，报告着占领一座又一座城市。“马其诺防线”始终也没有起到它预定的不可逾越堑壕的作用，被德军绕道而过。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了柏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次世界大战骄傲自高自大的胜利者漫无秩序地在后撤，甚至在恐慌之中在前不久的战败者的突击下逃跑。这是对不公正的、强迫订立的凡尔赛条约的复仇。比利时和法国是一群群疲惫不堪、饥饿、衣衫褴褛的难民，以及整齐端正、纪律严明、充满自信的德军官兵！这是何等惊人的反差！难道就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股侵满欧洲大陆的洪流？并且这股巨浪现在又要走向何方？　　在鼓点和呼喊声中，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辉煌的胜利。巴黎陷落了。电影纪录片再现了凯旋门，德军隆重地成队走过。希特勒在拿破仑墓前摆着姿势。英国远征军被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士兵们抛下武器弹药，利用元首大度地给了他们的间隙，泅渡英吉利海峡。法国投降了。在又一部电影纪录片中，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在福熙元帅那个历史性的车厢边上手舞足蹈，1918年11月11日，这里接受了凯撒德国的投降。现在，1940年6月21日，希特勒德国给法国强加极其苛刻的投降条件。　　柏林终于举行了远征西方归来部队的阅兵。希特勒亲自进行检阅。我站在距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在胜利大道上，看到，当元首乘坐敞棚汽车缓缓驶过时，人群向他伸出手来。如此大规模的疯狂！希特勒终于站在主席台上，他身穿十分简单的制服，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身旁是一群元帅，将军和党卫军的高级将领。　　希特勒举起手臂，作法西斯欢迎手势，似乎在祝福一排排走过他身旁完美无瑕的部队。这个场面威严而恐怖。　　商务代表处收到了“克罗歌剧院”外交官包厢的请柬，这是从前的歌剧院，帝国议会失火之后希特勒任命的“议员们”在这里开会。我们提前到了，所以观察到大厅逐渐坐满了人。大多数是穿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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