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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山海经（第1页）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这部古老的奇书记载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被人们广为传诵。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解除人间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除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于是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山海经》里还记载了女娲补天的故事。传说当人类繁衍起来后，忽然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补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天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山海经》全书共8篇，约000字。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篇和海外经篇作为一组；海内经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篇以及书末海内经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该书按照地区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人一直把《山海经》当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

相传在000多年以前，在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黄帝和蚩尤在涿鹿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战斗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但仍没有分出胜负。按道理说，黄帝在这场战斗中应该能够取胜，因为他的部落相对比较强大，而且也代表着正义。但是，每当战斗即将胜利的时候，总会出现突来的大雾，迷漫山野，让人辨不出方向，所以每次都是前功尽弃。黄帝认为这大雾降得蹊跷，就派人上山侦查蚩尤部落的动静，发现这些大雾都是蚩尤施妖术弄出来的。黄帝回到营地后，在仙女的帮助之下，制造出了指南车，借助于指南车，黄帝率领军队冲出了重重迷雾的阻挡，最终打败了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与指南车有相同功能的是指南针。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它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指南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在《萍洲可谈》中有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世纪以后，指南针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又大大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马克思曾把指南针和印刷术、火药的发明称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所以古人称它为“司南”。

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天然磁石很难找到，加工时又容易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很难旋转起来，达不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也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人工磁化的发明

指南针是磁铁做成的，但天然磁石又很难找到，于是中国古人便发明了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铁片烧红后，铁片中的磁畴便瓦解而成为顺磁体，蘸水淬火后，磁畴又形成，但在地磁场作用下磁畴排列变得具有方向性，所以能指示南北。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极具实用价值的指南针。

裴秀（～7），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地图学家、政治家。

裴秀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欢学习，8岁就会写文章，学识比较广博。他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10余岁。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岁。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可惜，他最终因服寒食散又饮冷酒，不幸逝世。

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8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制图六制”就是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分别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度的比例，即当今比例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高下（即相对高程）、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此外，他还缩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裴秀又著有《翼州记》、《〈易〉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裴秀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有比例尺，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通路线等，也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

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是他们绘制地图的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法显（～0），俗姓龚，司州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人，东晋佛教高僧。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卓越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本来有三个哥哥，但都在童年夭亡了。他的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于是在他三岁的时候，将他送到佛寺当了小和尚。法显十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法显性情淳厚。有一次，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人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抢夺他人粮食，恐怕来世会更穷。贫僧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东晋隆安三年（99年），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寻求戒律。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

经过年的跋山涉水，法显回到了祖国，这时他已经78岁了。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数万言。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佛国记》。

《佛国记》全文900多字，它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郦道元（约70～7），字善长，古范阳涿郡（今河北高碑店）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

郦道元生活于北魏末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旅游，对地理考察有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他随父亲到山东，经常与朋友一起到有山水的地方游览，观察水流的情景。当时，他们游历过临朐县的熏冶泉水，观看了石井的瀑布。瀑布奔泻而下的水流，激起了滚滚波浪和飞溅的水花，那铿锵有力的巨大音响，在川谷间回荡。这美丽壮观的景色，使郦道元大为陶醉。

后来，他在山西、河南、河北做官，经常乘工作之便和公余之暇，留意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和调查。凡是走到的地方，他都尽力搜集当地有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图籍提供的情况，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风貌。他或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溯河流的源头；或走访乡老，采集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然后把自己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他掌握了许多有关各地地理情况的原始资料，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

郦道元爱好读书，尤其是有关地理记述的书籍，在日常生活中，书籍更是他不可分离的伴侣。他读书非常认真，对书中的记载力求弄懂、弄通，对各书中记述同一地方而有出入的问题，更是着意探究其原因。后来，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都有记载，但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于是郦道元开始给《水经》作注。

但是，他并不是图省力，简单地为《水经》作注释，而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水经》一书记载的河流仅7条，文字总共只有一万多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补充了许多河流，数量比《水经》增加了近0倍，达条，其中有些还是独立流入大海的重要河流。《水经注》共计0卷，约0万字。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远远超过《水经》一书的再创作，书中凝聚着郦道元大量的辛勤劳动，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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