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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馆里的这只表就是他买来送给高尔基的。①孙犁认为，契诃夫送给高尔基的这只金表，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关怀和援助。孙犁注意到契诃夫因为自己有病就特别关心起高尔基的健康，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孙犁那时的身体也不很健康，所以他才在这只金怀表上面花了这么一番心思吧？或者至少他是更能体会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心情吧？

出于同样的兴趣和愿望，孙犁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创作上，契诃夫比高尔基早了一个时期，“他对于高尔基的爱护和帮助，除去在创作上提供很多很好的意见，还有很多崇高道义上的支持，最有名的是退出科学院的声明。至于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帮助，那就使我们在同一时期，看到了三位伟大作家的亲密关系，好像看到了一个可敬的家庭里的三辈老小一样。”②他不会不注意到那张高尔基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三人合影：前面坐着的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托翁那部长长的大胡子几乎已经完全变白，但深陷的双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带夹鼻眼镜的契诃夫的那双眼睛，则永远显示着他是医生出身，冷静而安详，那一口剪裁得比较整齐的小黑胡子，表示着他是这个“家庭”里的中间一代。年轻的高尔基立在他们身后，浓密的眉毛和短短的髭须把那张瘦削的面孔衬托得更加严峻。三个人都凝视着前方，好像在说明这三位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现在都在注视着俄罗斯和人类的未来。

正如孙犁所说，这三位作家好像组成了一个可敬的家庭，但是，“如果认为幼辈对先辈需要的只是言不由衷的赞美，那就错了。托尔斯泰常常指出契诃夫在语言文字上的魅力，也常常指出他个别作品的弱点。契诃夫从这里得到切实的教益，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头儿的见解。托尔斯泰对高尔基也是这样……”①

代表团参观了位于莫斯科以南一百六十公里处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里是托尔斯泰的庄园，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托尔斯泰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孙犁在《托尔斯泰》②一文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记下了他参观过的这座庄园的景象和托尔斯泰生活、工作的情景：庄园里树林很密。托翁的居室并不高大。写作室安排在楼下原是堆放杂物的仓房里，窗外环境很安静。他很喜欢这间又低又小的房子，经常坐着一个木箱写作，他小说中那许多富丽堂皇的场面，那反映了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的巨幅画卷，就是在这简陋的小屋里写出来的。房的一角，有一只单身铁床，屋顶上原有几个挂农具的铁环，现在就用来做体操。托翁喜欢运动，卧室里放着哑铃。他也喜欢劳动，在莫斯科住宅的一间小房里，木案上还保存着他做工的斧、锯、钳子和铁钉。

托尔斯泰喜欢和农民谈话，并且喜欢人们争吵，除了写作时间，从不拒绝任何来访者。但他的夫人很不欢迎这些来客，他就在莫斯科的住宅里专辟了一个小门，以便这些乡下人能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学医的小女儿，常为那些贫苦农民治病，托尔斯泰很喜欢她，说：在家里，只有这个女儿真正了解他。

托尔斯泰也喜欢散步，每天下午写作以后就到野外去。有时也打打猎，他的会客室的钢琴下面，就铺着他猎取来的一只大熊的皮，庄园书房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鹿角。

他还喜欢到田间和农民一同劳作，孙犁看到了画家们为他描摹的耕地、割草的各种画像。

孙犁通过实地参观考察获得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这种种印象，长久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托尔斯泰……抱着深刻的同情心，体验了农民的生活。

托尔斯泰并不了解革命，他想给农民寻找一个出路，结果找到一条错误的有害的道路。但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的笔下出现了俄罗斯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形象，反映了农民长期积累的革命的情绪和他们在革命中间的弱点。

我只是从他生活朴素、爱好劳动、接近劳动人民这些特质来回忆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生活，和群众生活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他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松柏，墓地没有任何装饰，就像托尔斯泰在一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一个人死后，只需要这样小小的一席之地。孙犁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墓前脱帽致敬。

他们在托尔斯泰的庄园流连忘返。后来，孙犁这样描述着他的感受：“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①

这里说的，可以是托尔斯泰，实际上已不仅限于托尔斯泰。如本书前面所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陶冶。在访苏期间，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果戈理广场，瞻仰了矗立在广场上的果戈理的铜像：这位天才的讽刺作家披着宽大的头巾，俯着身子凝视着土地，使孙犁更加相信他决不是一个孤独冷静的人，而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者。有一次，孙犁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坐在急驰的汽车上，他忽然陷入遐想，眼前出现了果戈理乘坐旧式马车在俄国风雪大道上旅行的情景，同时脑海里跳出了果戈理那火一样的句子：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这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们的耳朵里响个不住的呢？……唉唉，俄国呀！……你要我怎样？……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吗？空间旷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该生出英雄来吗？

这是用的鲁迅的《死魂灵》的译本，就是他青年时代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那个初版本。包括作者、译者和他在内，这火一样的句子，该燃烧了不同国度的三代人的心灵了。那一次他拿上这本新买的书去黑龙潭看他的教小学的同学，在那四野肃杀的郊外，他被这火一样的句子炙烤着，激动得热血沸腾。多么有意思呀，不则十几年之后，他竟来到了果戈理的祖国，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的土地上，再一次温习这烫人的诗一样的句子了。

参观马雅可夫斯基故居的时候，孙犁看到，在这位被斯大林誉为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本人自称是“报纸的诗人”）的卧室里，有一张列宁的照片，那是列宁讲演的照片，山鹰般的姿势很富有鼓动性。据说，马雅可夫斯基在这张像前写了名诗《和列宁同志谈话》。以后每逢列宁逝世纪念日，他都要写诗。此外，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地球仪。马雅可夫斯基很想绕地球一周，特别想到中国来，他曾写过：劳动的中国，请把你的友谊给我！他绘制了一个旅行的地图，想到三千个僻运的地方去演说。

孙犁赞赏这位热情洋溢的诗人：“不能忘记，马雅可夫斯基写诗的日子，正是苏联革命后处境困难的时期，国内有饥荒，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很多知识分子在观念上混乱。是马雅可夫斯基看到祖国真正新生了，他忠诚勇敢地拥护了这个新制度，并且无比热情地歌颂了带来这个新制度的列宁同志。”①

除了莫斯科，孙犁还随代表团参观了列宁格勒、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等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接触了很多著名作家，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纪念馆。通过这些活动，他对自青年时代就影响过自己、也影响过中国文学的那许多光辉的名字，了解得更切实了。甚至那些讲解员，也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

……②

访问期间，他们自然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特别是那些男女青年和少年儿童们，更使他久久不能忘记：“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①他尤其不能忘记和孤儿院的孩子们度过的那个夜晚，这所孤儿院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实际上是一所修建得很好、室内很温暖的学校，孩子们大都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双亲，他（她）们以极其亲切可爱的态度，欢迎和招待了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成年人——在这些人的国家里，也刚刚结束了那旷日持久的战争。孩子们不愿意他们离开，表演了很多节目。代表团成员坐在沙发上，背靠孩子们亲手绣的花靠枕，面前桌子上摆着他（她）们培养的长青树。孩子们坐在中间，唱了一支由托尔斯泰作词的民间曲调的歌（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曲调），客人们一致赞扬了那个唱高音的女孩子的婉转嘹亮的歌喉。另一个女孩子背诵了长长一段《战争与和平》里的对话，把客人们带入了另一个境界，许多人脸上现出了沉思的神情……

（）

这是孙犁唯一的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却等于又一次生活上的跳跃——那是50年代初期，他刚从乡下“跳”到城市，已经感到有些不很适应，事隔不久，又“跳”到国外了。所以，对这次出国，他事先既无兴趣，事后又感到非常劳累：“那种紧张，我曾比之于抗日战争的反‘扫荡’。特别是一早起，团部传出：服装、礼节等等应注意事项。起床、盥洗、用饭，都很紧迫。我生性疏懒，动作迟缓，越紧张越慌乱。”他很佩服同团出访的李季那样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利用蹲马桶的时间就把刷牙、刮脸、穿袜子、结鞋带……这些事全办了。有一天忽然通知都穿西服，而孙犁还不会系领带，早早起来，正在面对镜子为难，李季进来了，他衣冠楚楚地笑着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弄不好这个。”

接着，他像战争年代替一个新兵打被包那样，帮孙犁系好了领带。

孙犁也是在这次出访期间，才和李季相熟起来。李季不只长于诗，也长于组织工作，而且很能体察同伴的个性和心情。有时不外出参观，他会把旅馆的房门一关，向大家提议：请孙犁唱一段京戏。在团里，似乎也只有孙犁会唱京戏，每逢有人要他唱，他就会兴奋乃至激动起来。这时，李季又喊：“不要激动，你把脸对着窗外。”

事后，这使孙犁很受感动：“他如此郑重其事，真是欣赏我的唱腔吗？人要有自知之明，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这样相信。他不过是看着我，终日一言不发，落落寡合，找机会叫我高兴一下，大家也跟着欢笑一场而已。”①

处下不卑，登高不晕

孙犁的创作，仍然继续遵循着他的基本上是纪实的、同时也是最富热情和理想的路线。1954年，《文艺学习》编辑部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现把这些问题和他的回答撮录如下：“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对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害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演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

在提问过程中，他还回答了一个在50年代不容回避的问题：“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出发，强调了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在今天，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细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写抗日战争，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间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可能反映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但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体验，只是政策和理论解决不了创作上的问题。”①作为一个从根据地走过来的共产党员作家，这回答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他对生活体验的强调，尤其具有普遍意义。这里反映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原则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性格问题了。因为在50年代前期，用理论和政策图解生活的现象已经多次地向文坛发起了冲击，他的这一回答，无异于拿起现实主义的武器，走向了战斗的前沿。

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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