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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首创京戏（第1页）

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虽然是高度政治化的，但从艺术上来讲，几十年过去后，戏中的许多台词还脍炙人口，有的成为经典俗语，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优秀的音乐唱腔，这些音乐唱腔获得了超出它所承载的剧本文学内涵的独立价值。这既是它们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基础，也是样板戏在“文革”之后仍然有生存空间的基本条件。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京剧样板戏之所以能够在“文革”结束多年后、在同时代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早已烟消云散之时，仍然顽强地存在并且得到相当多观众的爱好，其原因就在于它首先是京剧，或者说，它首先是以京剧的形式存在，并且被视为京剧剧目，其次才是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样板戏。

归根结底，样板戏的现实存在以及受到相当多观众的喜爱，显然包含了更复杂的、超政治的因素——那就是艺术的魅力。

一、移植《杜鹃山》

现代京剧版电影《杜鹃山》，其中许多优美的京剧唱段至今脍炙人口。

可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全国最早将京剧《杜鹃山》搬上舞台的是宁夏京剧院。也就是说，现代京剧《杜鹃山》始演于宁夏京剧院。

事情还得从1963年的东北之行说起。抵达沈阳的当晚，宁夏京剧院一团全体演职人员观摩了由沈阳评剧院演出的评剧《杜鹃山》，看后全团上下一片叫好之声。该剧情节曲折，富于传奇色彩，人物形象生动，感染力强。

《杜鹃山》讲述的是1928年在秋收起义的巨大影响下，湘赣边界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并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的故事。该剧通过中国共产党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动人情节，成功塑造了党的政治工作者柯湘这一英雄形象，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表现了“党指挥枪”的革命真理。

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后不久，由徐固若、曹克英根据王树元同名话剧改编成评剧《杜鹃山》，1963年由沈阳评剧院首演于沈阳。

由于该剧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台词铿锵有力、感染力强，宁夏京剧院一团的主要演员、著名杨派老生李鸣盛被剧中乌豆这一艺术形象深深吸引，他觉得这出戏很适合以京剧的形式演出。他喜爱乌豆这个人物，也爱《杜鹃山》整出戏。在回住地的路上，李鸣盛就跟一位副团长热烈谈论。

后经过反复思索，李鸣盛萌生了排演《杜鹃山》的念头，并且主动请缨扮演剧中人物乌豆。

第二天，他找到剧团另外几位领导，还没等他开口，这几位团长就提出准备投排《杜鹃山》的打算，李鸣盛笑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好戏人人喜爱。

意见很快统一，领导果断拍板，要求演职人员迅速付诸行动。团里将编剧任务交给了肖维章和秦志扬，让他们根据辽宁评剧院的演出本及王树元的同名话剧进行移植、改编，并指定该剧由殷元和、孙秋田联合执导。

不久，由于本团主要旦角演员李丽芳回京养病，武旦演员班世超脚又受了伤，一团不得不终止在外地的巡回公演，全体人员放假一个月。肖维章趁机赶回宁夏，查阅了话剧原作，研究了评剧剧本的结构和情节编排，进行适当调整，使其尽量适合于京剧的演唱，并突出表现京剧的武打特长。

经过夜以继日地创作，肖维章和秦志扬很快拿出改编后的京剧剧本。

在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两人经过修改，很快通过了剧本。

等剧团结束东北演出返回银川时，移植排练《杜鹃山》的工作便很快开始。殷元和、孙秋田废寝忘食地进行总体导演构思，赵鸣飞抓紧时间搞武打设计，琴师李门等人赶忙设计全剧的唱腔。角色方面，由李鸣盛出演男主角乌豆，由本团老旦演员田文玉饰演女主角贺湘。

接受饰演乌豆的任务后，李鸣盛为了刻画好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他首先想到，既然搞现代戏就不能受传统行当的束缚，反之，行当理应为塑造人物服务。考虑再三后，李鸣盛决定以老生嗓音、花脸唱腔应工。

在设计人物形体动作时，李鸣盛摒弃了京剧老生那迈着八字步，一步三晃的节奏和潇洒、沉稳的身段，而采用“架子花脸”及“武花脸”夸张、粗犷、豪放的表演，意在从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乌豆的骁勇、剽悍。其次，在台词方面，以往老生那种慢条斯理的唱、念，显然也不符合乌豆这个人物。为此，李鸣盛将乌豆在戏中的每段台词都处理得斩钉截铁、干脆利落、铿锵有力。

李鸣盛是个以唱功著称的演员，谁都知道他的杨派戏唱得好，造诣很深，其他如余派戏、马派戏、谭派戏也全拿得起来。可是在现代戏《杜鹃山》乌豆的唱腔里，按着哪个流派去唱也不合适。为此，李鸣盛反复斟酌，经与琴师和担当音乐唱腔设计的同志一番研究后，终于共同为乌豆设计出一种“生净结合”的唱腔。

李鸣盛虽是老生演员，但他自小也很喜爱花脸唱腔，他正式登台之后，经常跟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合作，对裘派唱腔相当着迷。有时他在家里没事，会有滋有味儿地学上几句。这次排《杜鹃山》，他在和琴师研究设计唱腔的时候，不少唱段都揉入了裘派唱腔。这里的“揉入”并非照搬，而是一种有益借鉴。因为裘派唱腔十分细腻，非常适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且具有花脸唱腔中特有的“刚音”和“虎音”。李鸣盛认为，用这些裘派特点来刻画乌豆这一艺术形象是恰如其分的。此外，他还在剧中一些情绪激昂的唱、念中，适当吸取架子花脸的“炸音”，更好地渲染出人物的复仇心理和莽撞性格。

李鸣盛全身心地投入乌豆这个角色的创造之中。练花脸的功架，找花脸的共鸣音，一招一式学习武打动作，忙得不亦乐乎。每天吃饭都需要夫人或孩子喊上几遍。他匆匆吃完，饭碗一推，又钻进了排练场。

经过反复打磨排练，京剧《杜鹃山》终于在1963年9月，首先和银川的观众见面。演出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广大观众对现代题材新剧目的强烈兴趣，场场爆满。附近市、县也纷纷向宁夏京剧院一团发出邀请，他们陆续到各地演出上百场。各新闻媒体闻风而动，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美誉连篇。

第二年5月，宁夏京剧院一团在自治区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演出《杜鹃山》后，更是好评如潮。

然而，由于宁夏地域、人口等局限，京剧观众从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

因此，《杜鹃山》这个戏真正打响，还是1964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

二、首都会演

对于宁夏京剧院来说，1964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的京剧艺术，以及全国的京剧院团和演职人员来说，1964年同样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64年2月2日，《宁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多演现代戏，演好现代戏》；4月11日，《宁夏日报》发表文章《必须保持革命警惕性——谈京剧〈箭杆河边〉》；4月25日和6月6日，《宁夏日报》相继发表柳影文章《阶级觉悟提高，现代剧目越演越好》和《不断深入生活演好现代戏——评京剧二团深入生活》；6月27日，《宁夏日报》发表江枫、梅村文章《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有着广阔的前途——京剧〈芦荡火种〉观后》。

在这股现代戏风潮的推动下，宁夏京剧院一、二团除继续演出部分传统剧目之外，又分别演出《红旗谱》《林海雪原》《六盘山》《杜鹃山》《箭杆河边》《夜袭新丰》等现代戏。

5月30日，自治区现代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拉开帷幕，宁夏京剧院一、二团分别以《红旗谱》《杜鹃山》和《箭杆河边》参演。《杜鹃山》颇受好评，在宁夏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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