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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秦国建设篇实现帝国梦想1（第1页）

公元前222年始，秦始皇开始整治交通。

公元前221年，秦国施行郡县制。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泰山封禅，正式提出“行同伦”。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处死460名术士。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烧书籍。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修建阿房宫。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逝于东巡途中。

《荀子·王霸》讲：“天下归之之谓王。”意思是说，谁能做到天下归心，谁能完成统一的“王”业，就能为王。公元前221年，秦国平定六国，不管归没归心，反正归一是归了。秦王嬴政名义上完成了天下一统，而嬴政也成为了真正的王者，但包括始皇帝在内的很多人都清楚，统一和天下归心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军跨过自己的国境大肆攻伐杀戮、通过非常规手段得到了天下是很不道德的，实质上并没有达到天下归心的那种程度。由于统一后的国家地盘太大，全国个地方机构来自不同民族，方言迥异，管理起来特别麻烦，作为第一任统一后的领导者，怎么样能管理得好是一个大难题。

用现代企业的眼光看，始皇帝以前也就是一个分公司经理，然而六国一统后，始皇帝一跃成为公司总经理，那么如何管理这么大一个盘子成了摆在始皇帝面前的重要问题。既然是管理，方方面面都要顾及的到，特别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等的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靠武力征服的统一，是不牢靠的，要想让列国真正融合在一起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怎么运用综合实力实现融合？要想富、先修路，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在初次走到大团圆的秦国，首先考虑到的就必须是连接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的贸易网。有贸易才能有利益，才能有人民生存的平台。

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早在战国时期就形成过交通贸易一体化的趋势。荀子在自己的书里曾经描述过这样的情况，说是四海之内若一家，中原人能吃到南方的特产，南方人也能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各个民族如同一家，其乐融融。

战国时期之所以形成这么好的贸易网络与各个大国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虽然各方面黑道大哥在地盘上掐的厉害，但是民生还是比较自由的，并没有限制人民的行动范围。出行的便利给各国人民往来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个时候的小摊小贩是幸福的，有什么东西就可以拿到街道上去卖，起得早就能占到好的摊位，不用交房租，也从来没有城管，那个时候的道路虽然不够宽阔，但一点也不堵。自己老家消化不了的商品他们可以拿到大城市去卖，于是在一些交通要地就慢慢地形成了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

在齐国的东部，就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一带，由于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已经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这些足可以见证海上运输对当时贸易的影响，看来沿海城市的发达也都是历史逐渐沉淀下来的结果。

在齐国的西部，也同样有和东部一样的商业集散点。比如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而北部也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当时齐国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军事发展上面，而是集中精力大搞了经济建设，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和经济的发展建设是桥归桥路归路，互不影响。

提到商业集散地、经济发达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的都是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临淄，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不完全统计，临淄有7万户居民，并且未经计划生育的家庭多为大家庭，若以每户5口人计，就有35万人之多，人流量不比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少。

然而再来看这个当时的超级都市的基础建设，我们就不得不惊叹当时人的宽容度之高，当时拥有35万人口的临淄，道路并没有八车道那么宽敞，并且多为单行道，虽然街上车水马龙，人流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街道一直拥堵不堪。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土特产、手工产品齐集市上，景象很是繁华。

在南方，楚国的许多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枢纽。最大的城市莫过于郢都了，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南阳市）、城阳（在今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故都鄢更是当时以冶铁业著称的重工业城市，对全国的兵器制造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古有繁华的商业，今有学识渊博的考古学家。在楚地，考古发现的有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处处都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更令人称奇的是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不但没有楚国风格，反而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从而可以判断当时楚国与西亚、南亚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燕国在战国时的地理位置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接近，而辽西郡又是中原各国人民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旅游的必经之地，估计燕国也因此挣了不少车旅费，而了解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文化的辽西人民也主动去朝鲜、日本谋求导游的职业，时间长了，拖家带口在那定居，对两地的文化影响深远，至今都可见端倪。

韩国和燕国相比之下旅游业不太发达，但靠山吃山，在发展经济方面他们也不甘落后，它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屯留、长子、宜阳等城市四通八达，与赵国接壤又与楚国相邻，属于免税经济区。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和贸易集散地，韩国从早就知道了无商不富的道理。

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长时间的贸易交流使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密切，一时之间竟形成了人心、民生大一统的趋势，从而为秦统一六国后的统一管理垫定了感情基础。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由于长时间的贸易来往，各地的土特产齐聚于市，长时间的砍价还价使各族人民方言慢慢地统一起来。战国时期的交通贸易大繁荣给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经过春秋、战国各国之间的相互征伐，中原地区的人们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加速了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于是正式形成华夏族。

和平主义者始终认为战争是残暴违背人性的，而且还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战争是把双刃剑，春秋战国时期过于频繁的战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减缓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应，比如，由于战争的原因促进了各民族积极融合，所谓不打不相识，不无道理。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可以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结果有力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为了国家发展需要，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

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朝的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经历了统一、分化、再统一的各族人民，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只要能给提供好的生存环境，至于政治的更迭，对自己的生活、待遇没有决策权的老百姓们也不会去想那么多，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似乎是他们唯一的追求，民风民情也都相当的淳朴。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期，各领导集团便深知了喊口号的重要性，更是旗帜鲜明地宣传这个口号。其中，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作斗争，这使华夏族的称呼更加响亮。

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华夏族也越来越像正规军，旗帜鲜明，但这同样也显现出了它的弊端，就如闭关锁国一般，不接受外族文化，就关起门来生活，对民族的融合造成了十分的不便。到后来一些著名的古代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识到了民族封锁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因此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很多民族政策。

进入战国时期后，华夏族首次提出要“改革开放”，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逐渐地完成了“尊王攘夷”向“以夏变夷”转变，为民族文化大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不分你我，不管是哪个民族同胞聚在一起，都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畅所欲言，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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