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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者的噩梦（第1页）

我时不时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我称之为读者的噩梦。

在繁忙的机场里，我的航班快要起飞了，但我离登机口还有很长一段路。我知道我只有几分钟时间，几分钟之后通往登机道的大门将关闭，飞机就要飞走。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飞机上将无书可读。没有任何书。我原地打转，眼睛在疯狂地寻找着书店。但一家书店都没有看到。我在机场里跑起来，穿过卖洋酒香水的免税柜台，穿过箱包店和时尚精品店，穿过颈部按摩店。我仍然没有找到机场书店。现在我的航班正在播放最后一次催促登机的广播：“飞往珀斯的97次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办理乘机手续的乘客请务必现在办理登机。”他们甚至叫了我的名字。我开始恐慌起来，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误机了。但一想到要飞几个小时没书看，简直难以忍受。所以我跑，继续跑，四处寻找着书店——至少是有简装书架的书报摊吧。但我在机场里仍是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开始尖叫。

然后我醒了。

我不会做与食物、电视剧、电影或是音乐有关的梦。我的潜意识并不会因为想到要在天上飞速移动的金属管子里待几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节目看或是没有音乐听而感到不安。多个小时没有书籍相伴这种想法会让我在冷汗中惊醒。

回顾我的一生，我一直因各种原因向书寻求帮助：希望它安慰我，逗我笑，能让我分心，带给我知识。但你知道，你可以在书中找到一切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轻易在刚刚好的时间找到合心意的那本书，遇见一本你恰好在寻找的那本书，或者当你需要了解某种知识或寻找某种感觉时某本书它就会刚好出现。

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写的是我和母亲在她患胰腺癌去世前一起读过的那些书。那段时间，我们毫无章法非常随意地读书，让一本书引导我们去找下一本书。我们读别人送的书，读放在书架上几十年等待被发现的书，读偶遇的书，还有仅仅因为想读就再读一遍的书。我们会去特别寻找什么东西吗？通常不。有时，我们只是想谈点什么和她病情无关的东西时，这些书给了我们交谈的话题，也让我们能够谈起某些太过痛苦无法直言的话题。这些书还能引导推进我们的谈话，让我能够在母亲还在这里教导我时尽可能多地向她学习。

然而在人生某些时刻，当我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需求时，我会寻找一本书来解决它。找到正确的那本书并不那么容易。当然，当那个迫切的需求是学习如何做菠萝蛋糕时，我会找《蛋糕圣经》（TheCakeBible）；或是当我需要在芝加哥找餐厅时，我会选《查格指南》[1]（Zagat）；又或者是当我需要自己诊断发炎的皮疹时，我会向《梅奥诊所家庭健康指南》（MayoClinicFamilyHealthBook）求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当我需要这类信息时我的首选不是书——而是网络，或是社交媒体，我可以向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蜂巢思维[2]（hivemind）”发问，比如说，联合广场[3]（UnionSquare）附近有没有好吃的马来西亚菜。

然而，有些问题显然是网络和蜂巢思维无法给出满意答案的。一些大问题，作家们几千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关痛苦、意义、目的和幸福的问题，有关如何生活的问题。没错，网络试图帮助我们——正如我们可以说任何无生命的东西都在试图帮助我们一样。有一些数字频道喜欢播放鼓舞人心的会议演讲，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把自己的见解打包成简短的振奋人心的讲话——大部分会搭配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和一些难忘的故事。但其中最好的部分通常只有一些简单摘要——或是广告——为演讲者写的书或是为正在写的书做宣传。作者们总是在做演讲：这没什么好稀奇的。而读者在听过这些演说后，会记住他们推荐的书，然后可以更深入完整地探索相关话题——以自己的步调研究这些观点，或是快速浏览，或是慢慢品味，或是仔细思索。

但和大部分励志演讲不一样，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演讲大多数情况也都只涉及自身，但大部分好书却不是孤立解决这些人生大问题的。伟大的作家会在时光的长河里互相对话。写书的人大多都是读书的，而大多数书里都留着丝丝缕缕成千上万本作家下笔前读过的书的痕迹。

这也是为什么书可以在数百年内不断留下回响直至未来的原因。即使是一本只有十几个人读过的书也可能留下非凡影响，只要它其中一个读者写下的书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即可。英国作家亨利·格林[4]（HenryGreen）（真名：亨利·文森特·约克）（HenryVincentYorke）的小说平均都卖不到几千本，他大部分的书甚至还远远卖不到这个数。但深受格林影响的作家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5]（SebastianFaulks）[他的《鸟鸣》（

Birdsong）是英国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之一]，尤多拉·韦尔蒂[6]（EudoraWelty）和安东尼·伯吉斯[7]（AnthonyBurgess）[其代表作《发条橙》（AClockworkOrange），至今仍和1962年首次出版时一样震撼人心]。约翰·厄普代克[8]（JohnUpdike）写到过，格林的小说“对我写作风格上的影响是至今任何作家都比不上的”。

亨利·格林享年68岁，于1973年去世，一直鲜为人知。但受他影响的书一直有人在阅读，这些书又继续激励着新的作品的出现。

有时有些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在书名中得到体现，比如《傲慢与偏见与僵尸》[9]（PrideandPrejudiceandZombies）。有时这种血统关系要微妙许多，需要读者仔细梳理甚至猜测其中的关系。[J.K.罗琳[10]（J.K.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HarryPotterseries）有多少是受托马斯·休斯[11]（ThomasHughes）1857年描写寄宿学校的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生涯》（TomBrown’sSchoolDays）的影响呢？]有时作者暗示的影响并不是真正的影响，而只是作者希望写成的某类书的风格而已。

不管什么时候读书，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这些回响、联系和希望。这本书是怎么完成的呢？这本书和哪些书有相似之处呢？它让人想起了哪些书呢？

然后，作为一个读者，我一边读书一边感受到这些影响。刚开始读书的我和读完书的我不再是同一个读者。因为人的大脑里布满各种路径，而读书为你开辟出新的道路。每本书都会改变你的生活。所以我喜欢问：这本书是怎么改变我的生活的？

苏格拉底[12]（Socrates）在即将宣判他死刑的审判上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被柏拉图[13]（Plato）引用]。读书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学习如何审视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法。比比看自己做过的事和别人做过的事，自己的想法、理论、感受和别人的想法、理论和感受，你会愈发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是少数几个独自完成却让人感觉不那么孤单的事；阅读是一个连接他人的个体行为。

54岁的我和为《神曲》（TheDivineComedy）做最后润色的但丁[14]（Dante）年纪差不多，和托马斯·曼[15]（ThomasMann）的小说《死于威尼斯》（DeathinVenice）中的主人公冯·奥森巴哈（vonAschenbach）一个年纪。（我最近才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迷恋美少年和他逝去的青春的男人，其实正值中年；因为没有仔细阅读开头部分，我一直以为这个让酒店理发师把他头发染得乌黑发亮，把脸涂得花里胡哨的“老”人至少有七十岁了。）五十多岁正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除非我是少数能活过一百岁的人，不然剩下的时光肯定没有我活过的时间多了。现在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已经年过五十，我的兄弟喜欢拿高尔夫球打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打后九洞[16]——前九洞已经打完了。不管前面累积了多少分，我们只能继续打下去。突然之间，光荣完成比赛和避开沙坑障碍和水障碍远比看见我们的名字出现在积分榜上重要得多。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觉得任何年纪都是思考这些大问题的好时候。我曾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问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好问题——恰好合适，因为解答问题正是学校的作用。我曾在生活的困难时期问过其他一些大问题——没有什么年纪是可以免遭不幸或是感觉不那么敏锐的。而我希望也期待可以一直问到最后。

我知道在帮助我找到正确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寻书之旅上我并不孤单。因为我在出版业工作，写过一本关于阅读的书，我遇见过许多读者。各个年龄层的读者都告诉过我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书单来引导他们。我听过有人想读经典名著，有人只想要基础入门书，有人想读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书。但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在乎是什么类型、什么时候或是谁写的书——他们只想读那些能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同时能带给他们愉悦的书。

在一次从纽约飞往拉斯维加斯的漫长而又颠簸不已的航班上，我坐在一个十九岁西点军校[17]（WestPoint）新生的旁边。我们开始闲聊，很快他谈起他最喜欢的一些书；保罗·科埃略[18]（PauloCoelho）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TheAlchemist）是其中之一。我告诉他我也很喜欢这个牧羊少年跋涉到埃及寻找宝藏的寓言故事。我们的对话很快从客套话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也许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效果，也许是因为飞机颠簸得太严重了。）飞机在空中颠来颠去，我开始兴奋地聊起其他启发过我的书。这个军校学员说他愿意用一顶货真价实的西点军校棒球帽来交换我最喜欢的书的书单。我很喜欢那顶帽子；希望他也喜欢那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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