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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第1页）

“无论你的军队多么强大，占领一个地方都需得到当地人的拥护。”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父王驾崩之时，玛戈年仅6岁。玛戈所不知道的是，当得知国王的死讯时，她的母亲大受打击，几乎瘫痪。国王驾崩之后，很快组成了一支送葬队伍，显示出继承情况正在起变化。国王长子弗朗西斯和夫人玛丽·斯图亚特，与玛戈和她4岁的弟弟弗朗索瓦从停放国王遗体的城堡里出来，当时带领他们的是吉斯公爵和洛林枢机主教，这使人们更加坚信：吉斯家族将坚定保护王室的孤儿寡母。玛戈也不会记得，在国王驾崩之后整整14天的哀悼中，她静静地和她母亲呆在铺满黑布的卧室之中——从那时起，王后就只穿黑色衣服。[9]凯瑟琳完全虚脱了，新晋法国王后也为之动容。玛丽·斯图亚特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凯瑟琳：“前任国王的病痛使凯瑟琳痛苦不堪，看到她如此忧虑，我都觉得沉重。”

凯瑟琳的悲痛确实值得同情。她哭个不停，嗓子都哭哑了。喜欢打扮的凯瑟琳不再穿着华丽的服饰，只保留一条白貂皮围在颈上——那是王室的标志。国王的死对她打击巨大。

但是，凯瑟琳并非一蹶不振，她还不能完全除掉黛安。在她丈夫死前，凯瑟琳就明确表示，国王的情妇不得进入病房。亨利受伤两天之后，一位意大利大使这样写道：“直到此时，瓦伦蒂诺夫人（MadamedeValentinois）（即黛安）还未出现在国王面前，免得王后将她赶出去。”亨利死后不到一天，黛安就被勒令归还一切王室珠宝，并不得再见凯瑟琳——而凯瑟琳婚后生活的每天几乎都有黛安的存在——这样就有效地将黛安逐出了宫廷。一年之内，凯瑟琳以法律手段占用了舍农索的美丽宫殿，强迫黛安接受较差的肖蒙城堡——正如亨利对凯瑟琳所做的那样。

失势的黛安也没有从之前的盟友那里得到安慰与支持。吉斯家族决心支持温和而悲痛的未亡人，而非贪婪又专横的情妇。吉斯公爵趁人之危，立刻将自己的家当搬到卢浮宫中黛安的豪华房间里；他的弟弟，洛林枢机主教的位置虽然是黛安帮忙争取过来的，此时却表示，吉斯家族和黛安的女儿结婚实在有辱门风。

凯瑟琳的长子弗朗西斯成为国王，虽然他在父王死前就已到了合法继位年龄，但事实上，他还不能胜任一位国王的职责。他年仅15岁，并且非常不成熟。在父王床前他昏了过去——而且昏了两次——而且得知国王驾崩的时候几乎失控。弗朗西斯能力有限，却并非是他自身的错误。他患有未得到诊断的严重疾病——可能是肺结核，并且终其一生都患有此病。虽然前一年他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但是可怜的弗朗西斯发育不良，睾丸未露出体外（显然，他的父亲并非唯一在此重要部位有问题的人），因此不能人道。宫廷中多数人一直认为凯瑟琳的长子不能活过21岁，自然也不指望他能活过强壮健康的先王。因此，弗朗西斯不熟悉治国之道，也不了解政治或政府事务。

看来，在弗朗西斯胜任王位之前，只能安排一名摄政管理王国了。但这是不行的——在法律上行不通，因为弗朗西斯已经到了合法年龄。其实，在亨利二世死前，人们就能明显看出，继位者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发号施令。弗朗西斯继位后，控制王国的真正力量尚不明显，造成了政府上层的权力真空。真空同时又是机会，吉斯家族正在夺取这一机会。

他们行事迅速，使别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地位一向不稳的凯瑟琳似乎也参与了某些行动：先王驾崩当夜，弗朗西斯的第一道谕旨就宣布将国家政府委托给凯瑟琳，“太后表示非常乐意接受，我也赞成太后的一切意见”。但这是以退为进。人们认为，凯瑟琳如此悲痛，如此泣不成声，如此悲伤沉重，是无法承担王国的日常管理的。不，这一声明只是为了保护太后——事情才刚刚起变化，凯瑟琳还不确定最终能否胜过黛安——免得日后有人得到政权之后迫害太后，乃至驱逐太后。这步棋很高明，从吉斯家族——他们需要争取弗朗西斯的信任，于是抛弃了黛安而转向凯瑟琳——的行事速度来看，这步棋奏效了。

吉斯兄弟不得不迅速行事。尽管通过强调自己与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关系，吉斯家族行事名正言顺，但事实上他们是篡权者，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从谱系上看，安托瓦内·德·波旁才应担任摄政一职，虽然他天性轻浮，但他是纳瓦拉王后让娜·达尔布雷（凯瑟琳与她很熟）的丈夫，在王位继承顺序上排在凯瑟琳诸子之后。但是亨利驾崩时，安托瓦内身在三百英里之外的东南部。当他得知新王继位之后，虽然他敏感而有志的弟弟孔代亲王（princeofCondé）苦劝他赶紧赶往巴黎，愚钝的安托瓦内还是在8月18日才到达首都，彼时亨利已死了一个多月。当时，吉斯家族已在政府中扎稳根基。弗朗西斯即位后不到一周，就有一位英国大使在信中写道：“法国国王事务悉数交给吉斯家族处理。”安托瓦内到达宫廷的时候，甚至无人迎接，最终他自己找了个台阶，说自己身为王室近亲，有义务将凯瑟琳长女伊丽莎白送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身边，两人在老国王死前就已定下婚约，这时未婚夫已有些不耐烦了。

把对手一一解决之后，吉斯兄弟进而开始瓜分法国政府。吉斯公爵作为家族中手握兵权的人物，掌控了王国的军事事务，而弟弟洛林枢机主教擅长打理财政，在工作中不遗余力地收受贿赂，他承担了国家的财政职责。老国王长期对神圣罗马帝国用兵，使国库负债累累，枢机主教小心翼翼采取了紧缩政策，削减军队薪酬、停付长期债务、放弃债务抵押、取消王室津贴及各种赏赐。他还继承亨利和黛安遗志，决心向异端，也就是新教的胡格诺派宣战，要将其悉数消灭，因此造成了深远影响。

糟糕的是，在战后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削减人们的薪酬收入只会激怒民众，而愤怒的人往往找茬。枢机主教很快意识到，全国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大多数收入减少的人们认为，钱都流进了贪婪的枢机主教的腰包，而并没有进入国库。枢机主教被称为法国之虎，他的名字被打乱重组，拼成“窃取亨利黄金的耙子”以及“看不见的蟊贼”等词。不满的侍从们聚集到首都，寻求救济。西班牙大使写道：“宫廷将要搬到十英里外的安博瓦兹，国王则连续12到15天都在打猎，为的是躲开军官等人的请愿——国王欠了他们很多钱没支付。”枢机主教的政策使人们普遍不满，而新国王即位后，每月举行的公开处决，则使局势雪上加霜。佛罗伦萨使节不满地抱怨说：“上层人物总在激怒下层百姓。”

据最乐观的估计，这个时期全法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不到3%——皈依新教，不过这部分人中有一些身居高位的贵族。特别是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妻子让娜·达尔布雷，以及他的弟弟孔代亲王，人们都知道他们对胡格诺派有好感。和受到马丁·路德生平著作影响的德国新教徒不同，约翰·加尔文所倡导的严厉教会改革对让娜、亲王和其他胡格诺派影响巨大。加尔文是一位流亡日内瓦的法国人，不仅不承认弥撒礼，而且坚持用本国语言布道，坚持预定论。连安托瓦内也有点倾向新教（尽管在王室的反对下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另一个皈依加尔文宗的重要人物是加斯帕尔·德·科利尼，他是法国海军提督，掌控着王国北方海岸线，管理着法国海军。和吉斯公爵一样，科利尼也是一位经验丰富、事业有成的军人。他体现了职业军人的精神。科利尼曾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调度。他作战勇猛，比手下官兵睡得还少。科利尼制定了军队管理条例，举凡争吵逃跑等各类违规行为，条例都一一作出处罚，科利尼还坚信军队应当保护平民，不得掠夺危害他们——传统上，军队抢掠伤害平民并无不妥。他和安托瓦内·德·波旁的家族结有姻亲；他的侄女嫁给了孔代亲王。提督和吉斯公爵一同成长，两人关系很好，但最终因为志向不同，信仰有异而分道扬镳——在当时的宫廷里，志向和信仰相差不大。

政府的苛政使胡格诺派人物有理由挑战吉斯家族的权威。他们取得了伊丽莎白一世的财政支持——英国大使斯洛克莫顿（Throckmorton）在写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说“到了花钱的时候了，现在花钱恰到好处”——密谋暗杀吉斯兄弟，接管宫廷。胡格诺派武装起来，并且得到了原王家军队的支持——他们的工资和欠薪遭洛林枢机主教克扣——他们准备到王室在安博瓦兹的猎场山庄集结，国王和宫廷正在那里避难。

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泄露了。法国的谍报活动非常盛行，几乎是一项国技。吉斯公爵的一位侍从贿赂了一名线人，将阴谋透露给了吉斯家族。吉斯兄弟防范未然，引起了敌方间谍的注意。斯洛克莫顿在1560年3月7日，也就是发起总攻前两周不安地写道，吉斯家族“大为惊恐……（他们）夜间由手枪兵及武士护卫”。胡格诺派手段不精，组织欠妥，也导致了最终的大败。胡格诺派各部分之间似乎缺乏统制联系，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的团体少则24人，多则数百人，也不知道隐藏自己的行踪。

最早一批人于3月13日到达安博瓦兹，他们很快就被包围，其中一些人接受了审讯。弗朗西斯本人亲自审问，利诱他们透露信息。在金钱诱惑之下，他们全盘托出了一切情报，比如胡格诺派军队人数以及预期到达时间等。结果，大多数叛军还来不及行动，就在宫廷外的森林中被捕，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3月20日，由于王家军队占优势，胡格诺派彻底溃败。一位法国宫廷成员这样写道[10]：“吉斯公爵本人率领一队贵族和家族侍从侦查敌情，发现敌人群龙无首，惊慌失措，这些可怜的乡巴佬不知所措，只能丢盔弃甲，乞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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