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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瞻前与顾后 现代化与战略发展（第1页）

一、不该动的奶酪

近代中国政治是古代中国政治的延续和发展，对晚清变局下政治得失的探讨，当然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观察。本章拟在前一章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清王朝失鹿之原因。

毫无疑问，传统的政治制度、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等等都会制约、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速度。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在过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及观念，以利用传统、逐渐发展传统，最终提升传统，建立一个更高更完善的全方位机制的过程。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与文官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深深侵淫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和中国政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真实的生活中，真正影响历史前进的往往并不是那些走马灯似的天天不断翻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事件，而恰恰是那些经久不变，或变化很少的极具稳定性的因素。

实际上，传统既是现代化的阻力，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阻力与助力之间，关键要看人的因素与社会客观条件许可的程度。

自周秦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自己文化传统基础。这主要表现在：

1.儒家文化。

周王朝建立以后，以儒家道德文化治国，在国家的法令条文中融入了许多的道德文化因素。周王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特别注意加强对民众道德意识的养育，这种观念，久而久之，积淀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互助的相互关系；儒家强调，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应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儒家认为，君民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样，双方都应该自觉维持共同的礼仪秩序。对于臣民，君主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2]。对于君主，臣民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表示绝对的恭敬忠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正是在继承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清政府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继续推崇和利用儒家政治文化，任用大批汉族儒生，极力改变异族征服者的形象，才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

2.文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儒生官僚制是一个庞大的制度系统，其核心就是由皇帝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君主集权制。

在传统中国，皇帝制度由秦始皇首创。

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皇帝就拥有至高无限的权力，可以终身任职和世袭，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全体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以皇帝为中心，组建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政府。政府根据统治需要，依各个官员的职位和职能进行分工，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严格的分层式管理。文官制度为政府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各级官员如何行使权力提供了一个可行性规则，并依靠社会广泛存在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宗法制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对其进行监督和影响。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实践一再证明，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体制的确是维持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秩序有序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织保障。

杨松华在其所著《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将中国的儒生官僚制度概括出如下特点：

第一，遵守王法。即组织里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服从皇帝的命令和直接上司的指挥，并以维护王权和国家统一为自己的最高使命。

第二，明确分工。从横向看，各级官员和每个部门都明确规定了各自具体的职责、权限、任务和管理范围，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得推诿或越权。

第三，权力分层。从纵向看，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权力由上往下层层授予，明确规定每一个管理人员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官员职位的设立是相对固定的，不过也可以依据政府对管理和效率的实际需要而进行适当调整。

第四，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与任命。官员的任职资格要通过正式科举经考核获得，他们进入仕途并占据一定职位的依据，是他们的儒学功底和对中国传统掌握的程度。除皇帝外，所有的官员都是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是专职的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水。皇帝对于官员的晋级和查处有统一的管理部门进行，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钦点。

第五，等级森严。官员的行动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礼仪束缚，不得越级篡权和妄议朝政。

为了维持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的绝对权威，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分裂，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

分裂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两种情况：

第一，各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在权重的官员周围会形成帮派，在中央政府旁边再出现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第二，由皇帝封赏的贵族和大臣，功高盖主，权大狂妄，不执行皇帝的命令，会形成新的诸侯割据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对于上述这两种情况，皇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皇帝一方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灌输儒家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在组织上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在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因某些环节出现问题而使中央政府的运作失灵。因此，中央政府在那些可能带来动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上，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实行严格的监视。比如，防止官僚势力强大到与皇帝争夺政权；防止地方势力背着中央搞分裂；防止民众因为不满发展到造反行动；防止在思想上出现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文化；防止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失去控制，从而限制土地买卖和市场规模，并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土地和税赋管理等；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谋反等等。皇帝对中国社会实行的有效管理，是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官僚行政体制实现的。

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高度统一过程中，发达的交通条件显得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中央政权对全国各地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对朝廷命令的传递要做到“十日而海内毕至”。自秦始皇建驰道始，各朝各代都十分注重通讯和交通的建设。以驰道上的短途乘马接力传递皇帝圣旨为例，其速度可达到每昼夜500—1000里，这在信息沟通十分困难的古代世界已经是堪称一绝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行政效率与执行能力。

另外，皇帝在行政集权和官员管理上还动了不少脑筋，比如皇帝钦点各地的主要官员，牢牢把握用人权；实行各级官员轮换制；由中央政府建立监督机构，随时检查和审查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对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更加完善。清王朝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统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清代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行政、监察、司法三种权力分割，但都只对皇帝负责，由它们对全国实行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

第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等方式使民间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三，军队由皇帝实现绝对领导。

第四，采用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官员结党营私与尾大不掉等等。

但问题是，在晚清，恰恰在利用儒家文化与官僚制度进行有效统治这两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上，清政府却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它的不可挽救的命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张之洞、袁世凯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儒学作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因为选拔人才标准的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彻底、全面地发生了改变。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毕竟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穷苦人家的子弟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多么难，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然而，科举制度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

第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做官，求得个富贵坦途，封妻荫子。所以，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儒家经典的双重依附。

第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与创造性。如果说，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门类还算齐全、设计还算科学的话，那么，到明朝经过朱元璋的改革后，考试内容只不过剩下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对于现实社会不起实际作用的典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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