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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茶煎茶各千秋（第1页）

煮茶方式的形成，包含着古人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以及高超的生存与养生智慧。

陆羽在《茶经》的煎茶技法中，规范了二十四器，把煮茶中添加的葱、姜、枣、薄荷、橘皮、茱萸、薄荷等调剂品，从茶饮中剥离出去，只保留了一味盐的存在。把过去的“煮之百沸”，精减为目辨的煎之“三沸”，有效降低了茶汤的浓度和久煮造成的苦涩滋味，使茶的真香得以纯洁，使茶的滋味变得更加单纯和清雅。

陆羽视过去的煮茶，为“斯沟渠间弃水耳”。如果仅仅站在茶的品饮角度来看，陆羽的观点或许是对的，茶的表达要纯粹，要展现出茶本身的真香真味。但是，如果从医疗和保健角度思忖，陆羽的上述观点，似乎有些失之偏颇。首先，我们要看到，茶的利用和发展，是从食用到药用，由食药并用再发展到广泛的食用阶段。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茶的寒性，可能会对不同体质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故在日常的饮用中，加入了一些辛温的调料，尤其是葱的微温通中、姜的温中散寒、薄荷的清利头目、橘皮的燥湿化痰、茱萸的暖肝温胃，这些辅料相互协同，综合作用于人体，可有效抑制长期过量饮茶造成的痰湿、偏寒等副作用，这其中，蕴含着祖先们高超的生存智慧和对食药属性阴阳平衡的把握。姜、茶的天作之合，一阴一阳，寒热平衡，直到今天，仍是医疗、保健中祛除湿邪、暑邪、寒邪的经典配伍。其次，在茶中添加淀粉、薯蓣等煮成茗粥，可有效减少茶对胃肠的刺激，尤其适于体质虚弱、低血糖的人群。

《隋书》曾记载，隋文帝杨坚罹患脑病，经常头痛，后遇一僧人告之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有病乱投医，依之煮茶饮用，果然奏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隋人竞相采制饮用，举国上下，饮茶蔚然成风。《隋书》说：“由是竞采，天下始知茶。”隋文帝以身试茶，治愈了顽疾，这一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饮茶医疗广告，对茶的推广普及以及唐代茶文化高峰的孕育，其影响力度之大、之深，可想而知。

在上文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煮”字。隋文帝的饮茶伊始，是被动的，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茶能治愈他的顽固头痛，个人以为，是茶汤中的茱萸、薄荷等起了主导作用，茶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查阅中药的功效我们知道，茱萸和薄荷，均是治疗各类头疼病证的主要药物。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吴茱萸汤，是后世治疗多种顽固头痛的经验良方，对治疗胃寒、慢性胃炎等也有显著疗效。既然古代的茶，能出奇制胜地治愈了头疼，那么，到了今天，茶治疗头痛的疗效，为什么就不显著了呢？或者说已经完全失效。在一千年之内，茶树的基因并没有发生多少突变呀！窥其关键，还在于一个“煮”字，煮茶辅料有真经。

祖上的读书笔墨

在唐朝，一代煎茶道大师常伯熊，饮茶过量的遭遇和晚年因之患病的窘迫，令人唏嘘不已。常伯熊曾风度翩翩，常常“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赢得左右刮目。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有常伯熊者，又为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视野中的“广”润色之，是强调常伯熊协助陆羽大幅度地修改、润色过《茶经》。《茶经·之煮》、《茶经·之饮》等几篇，很难说没有蕴含着常伯熊的心血与智慧。不仅如此，他还以身示范，引导和带动王公贵族们学习煎茶，极大地推动着唐代的煎茶繁荣与茶道大行。公正客观地讲，在唐代，常伯熊对煎茶道的推动和贡献，几乎是无人匹敌，其影响力是远超陆羽的，可谓厥功至伟。只可惜，有些历史总是被人刻意淡忘。历史不应该忘记，无数像常伯熊一样，虽述而不作，却对茶的清香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诸位先贤。作为推广煎茶急先锋的常伯熊，终因喝茶过浓过多，损害了他的健康而罹患重病，故常伯熊“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

旧爱玉颜今自恨。浓尽必枯，因茶伤己，常伯熊先生应该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被茶误伤的大师。他晚年会不会独自暗吟：我最爱的茶伤我最重，也未可知。

假如常伯熊先生，过量饮用的不是改良后的煎茶，他大概不至于会在晚年因茶患病，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倘若果真如此，在中国煎茶史上，就缺少了一段令人“左右刮目”的精彩。

古老的煮茶与煎茶，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去厚此薄彼。饮茶的发展历程，从食药并举，发展到广泛的食用与饮用，我们的祖先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甚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寻觅和摸索出与茶配伍的最佳辅料，其本质，也是一个与身心健康不断磨合、妥协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煮茶方式的形成，包含着古人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以及高超的生存与养生智慧。很多诸如煮茶的优秀民俗遗存，都在我们的熟视无睹和不经意之间，慢慢湮没于无声无息之中，不能不为之遗憾。

煎茶的发展与完善，是对煮茶方式的扬弃。煎茶虽然剥离了茶汤中驳杂、陆离的滋味，纯净了香气，使茶的真味真香得以准确表达，变得更纯净、更清雅了，但是，当茶饮缺少了必要的制衡机制，茶汤的偏性就会显露出来。因此，对茶饮用方式的选择，需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综合权衡。对饮茶的量和度，更需要适当节制，否则会过犹不及，贻害健康。

在唐代，有篇《伐茶饮序》这样写道：“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宋代以前的文献，如同今天纷纷扰扰的茶界一样，人们只吹嘘饮茶如何轻身换骨、羽化成仙；只大谈茶的功效及如何治疗疾病，却很少涉及饮茶过量的危害和弊端，所以，此文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唐人描述的饮茶之害，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今天，作为一剂诫饮戒贪的清凉散，也确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代的李贽最是清醒，他在《茶夹铭》一文，说饮茶过量贻害身体，应归咎为个人的把控问题，与茶无关。茶本身既不媚人，也不害人，有害的是人内心的贪欲和无明，还是在“用”上出了偏差。因此，愿与之始终，一味清苦到底。李贽算是罕有的懂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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