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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第1页）

门：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来回顾一下你的政治生涯吧。你父亲是保守派。尽管我们常说，在哥伦比亚要判断一个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只要看这个人的父亲就行了，但是你父亲看来对你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你很早就站在左派这一边了。你的这一政治立场是否是对你的家庭的一种反叛？

加：其实也并非对我的家庭的反叛；你想，尽管我父亲是保守派，但是我外祖父，那位上校，却是自由派，而且还是曾经拿起武器反对过保守派政府的自由派。也许，我最初的政治教育是从他那儿得到的：他没有给我讲什么仙女的故事，而是跟我讲述了我们国家上一次内战期间发生的极其残酷的故事，那场内战是自由派思想家及反教权主义者为反对保守派政府而发动的。我外祖父还给我讲述了我出生那年发生在我们家乡的那场香蕉工人大屠杀。你看，要说家庭的影响，我离反抗的潮流比离传统秩序还更近一些。

门：你还记得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开始阅读政治书籍的吗？

加：就在我就读的锡帕基拉的一所中学里。这所中学有许多老师都是在左派的老阿方索·洛佩斯总统执政期间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在那所中学，代数老师在课余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化学老师借给我们看列宁的书，历史老师则给我们讲解阶级斗争……当我从这座冰冷的牢房出来时，简直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不过，我内心深处却也有了两条信念：一，优秀的小说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二，人类最接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

门：你加入过共产党吗？

加：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支部的活动，不过时间很短，我不记得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确切地说，我不是党组织的成员，只是一个同情者。从那时起，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时常变化。有时我跟他们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只要我的态度他们不喜欢，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报纸上对我大肆攻击。不过，即使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我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反对他们的声明。

门：一九五七年我们俩去东德作了一次旅行。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满怀希望，可是那次旅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糟糕了。那次访问没有动摇你的政治信念吗？

加：你一定还记得，关于那次对我的政治立场起了决定性影响的访问，我后来接连写了一批文章，把我的那些印象永远保存了下来，发表在当时波哥大的一家杂志上。二十几年之后，这些文章未经我本人许可结集出版了。我想，人们出版这本书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时代和政治价值，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我个人思想发展中的所谓矛盾。

门：难道没有所谓的矛盾？

加：没有。我于是立即宣布该书合法并将其收入我的全集，现在，在哥伦比亚到处都能买到这种全集的平装本。我没有改动原版的一个字。此外，一九八〇年波兰危机爆发的原因，我也在这些文章里进行了解释，二十四年前，教条主义者说我被美国收买了。可笑的是，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却腰缠万贯，坐在资产阶级权力的宝座上，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里。

门：你对所谓的人民民主有何看法？

加：我那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下面，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言，走这条路永远也不会到达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条件之上的。这种制度是由苏联通过各国教条主义的、没有想象力的共产党强加于他们的，这些教条主义者除了不切实际地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之外，什么也不会干。

门：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俩的另一段共同经历，在古巴的经历。我们都在古巴拉美通讯社工作过。记得旧的共产党开始控制古巴革命的许多机构时，我们两人都辞职不干了。你如今是否还认为当时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或者是否认为这仅仅是途中的一个意外，而当时我们未能分辨清楚？

加：我认为，我们当时在拉美通讯社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还留在那里，当时的教条主义分子就会抓住我们的思考方式，给我们扣上这么几顶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等等。你大概还记得，我当时默默地躲开这种纠缠，继续写我的小说，在墨西哥一面写电影剧本，一面就近密切关注古巴革命的发展和变化。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这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门：你对此确信无疑吗？相同的原因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如单一政党、民主集中制、对人民实行铁腕统治的国家安全机关、由政府操纵的工会，等等）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所说的那“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

加：问题是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这种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须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发现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我认为，二十多年以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不管其动机和目的如何），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处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门：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同意了（尽管有所保留），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加：众所周知，我已发表了抗议声明。如果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我仍将采取同样态度。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完全不存在什么巧合），他最后到底为苏联入侵进行了辩护，而我是永远不屑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说里对人民民主的内部情势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篇文章里所持的观点还要尖锐、惊人得多。不管怎么说，拉丁美洲的命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匈牙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决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决定。舍此之外，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欧洲式的执念，关于这一点，你提出的一些有关政治的问题也不能幸免。

门：七十年代，古巴诗人埃韦尔托·帕迪亚被捕并发表其著名的自我批评之后，我和你的好几个朋友都对古巴政权保持距离，而你却没有。你没有在我们发起的抗议电报上签名，反倒回到古巴，跟菲德尔交上了朋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取了这种对古巴政权极为有利的立场？

加：因为我想掌握更加确切、更加直接的情况。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心平气和、更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谅解态度。

门：许多像你这样的拉丁美洲作家把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成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难道你不认为这种“爷爷辈的社会主义”已经有点儿过时了吗？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慷慨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怎么吸引人的现实了（你承不承认？）。波兰发生那件事后，人们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掌握着权力。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样腐朽的“社会主义”（带引号的）之间，你是否看到我们这片大陆还有第三条出路？

加：我没想过什么第三条出路，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借鉴别的大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而获取的经验，但绝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我们一贯如此行事。最终，必然会发现一种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门：谈到别的可能性，那么请问：密特朗政府能在拉丁美洲起什么作用？

加：最近，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总统问一群作家：“诸位对法国有何指望？”结果，就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论，问题被导向谁是谁的主要敌人。在座的欧洲人异口同声地说，苏联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是想要对世界重新进行分配，就像人们过去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却说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最后是这样回答总统的问题的（你现在提的也是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敌人，那么我要说，我们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当之无愧。”

门：你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那种民主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实现吗？

加：发达国家的民主是它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而非相反。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生硬地强制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是机械的、不切实际的，这跟推行苏联的制度毫无二致。

门：那你认为民主只是富国特有的一种奢侈啰？你别忘了，民主能保护你为之斗争的人权……

加：我说的并不是原则，而是民主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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