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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千古苏轼（第1页）

苏轼已经在御史台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他入狱前曾和长子苏迈约定，如果案情一切尚好，给自己送饭的时候就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案情严重了，就送鱼。此前，儿子派仆人送来的都没有鱼，这多少让苏轼有些心安，甚至开始做起了很快平反昭雪的梦。可是，今天，仆人送来饭菜，苏轼打开食盒的时候，脸色一下变得惨白，手也开始颤抖——

今天送来的饭菜上面，赫然摆着一条熏鱼。

御史台衙门里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御史台衙门庭院中间有一株很大的树。

御史台衙门庭院的树上，有一个很大的乌鸦窝。

于是，御史台就被人们称为“乌台”。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十三岁的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现在，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和所有因触龙鳞逆圣听而身陷囹圄的官员一样，他每天都在担心着，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官员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牢门，宣布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将成为整个大宋王朝的耻辱，这个案件会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永远载入史册。

蜀州·杭州·密州·湖州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当苏轼在眉山降生的时候，据说当天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绿色。有人说，这是因为初生的苏轼受到造物主得天独厚的宠爱，将天地的精华灵气都赐予了他。这固然只是一个传说，正如流传在民间的关于苏轼的其他传说一样，老百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与自己格外亲近的文人的喜爱。

苏轼的父亲苏洵据说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成为大器晚成的一个著名例子。但是苏洵对儿子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给长子起名为“轼”，轼是车上供扶手的横木，给次子起名为“辙”，就是车轮印。刘备给儿子起名为“封”“禅”，寄托了其想成为帝王的野心，苏洵给儿子起名都与车有关，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他对儿子的期望。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苏辙随父出川，赴京赶考，兄弟双双得中进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更是赞不绝口，认为取代自己地位的必将是苏轼。（参看前章《文章太守·词家醉翁》）不久父子三人因苏轼母亲去世而回家奔丧。三年后，父子三人回到京城，苏轼和苏辙参加了选拔高级人才的“制科”考试，苏轼列为三等。这是最优秀的品级，自宋代开国以来，只有苏轼和另一个叫宋育的人得此殊荣。而苏辙也名列第四等。宋仁宗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一时间，“三苏”之名震动京师。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北宋王朝的政坛风云突变。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过于执拗的性格和他用人上的重大失误不仅为他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也直接影响到了新法的贯彻和实施，在很多地方，新法甚至变成了残害百姓的帮凶。（参看前章《丧钟为繁华而鸣》）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上颇多不合，而借新法投机的小人纷纷趁机对苏轼进行中伤，无奈之下，苏轼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以离开这个政治漩涡。熙宁四年（1071年），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他终于得以辞去京职，任杭州通判。

林语堂先生说，杭州几乎就是苏轼的第二故乡。刚到这座美丽的城市，苏轼就写下了“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的诗句。杭州给了生活在政治恐惧中的苏轼以躲避风雨的栖身之地，而苏轼也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光彩。在苏轼的笔下，水光潋滟的西湖就是美女西子，不管是淡妆还是浓抹，都是那样天姿国色，容貌不凡。虽然囿于职权之限，通判苏轼不能为杭州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深感满足。”（林语堂《苏东坡传》）

三年后，苏轼离开杭州，任密州太守，两年之后又任湖州太守。苏轼身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百姓造福。在密州时苏轼收养了几十个弃婴；在徐州时，上任刚三个月，黄河决口，苏轼带领军民日夜抗洪，四十余日过家门而不入，保住了城池。

这时候的苏轼，和宋代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奔走于各个任所，在以后，他还会奔走于各个贬所。不过，让我们暂时停一下，把时间定格在公元1074年，空间，就定格在苏轼担任太守的密州。

回到红尘　诗意栖居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在杭州任期满了。那时，他的弟弟苏辙在山东任职，苏轼与弟弟一直兄弟情深，于是他申请到山东任职，希望能与弟弟近一些。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苏轼被任命为密州太守。

可是，苏轼到密州任职之后，自己与苏辙都公事缠身，竟仍然无法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对着一轮圆月，苏轼醉饮达旦，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林语堂先生说，即使是在天堂杭州，“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馑尚待调查”。离开京师，苏轼本是为避祸，远离天子脚下，善良的苏轼暂时离开了自己的祸患，却看到了更多百姓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痛苦，甚至远甚于自己承受的灾难带来的悲哀。

李白曾有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诗仙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举杯邀明月，但是仍然只能对影成三人。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似乎是中国传统文人永恒不变的犹豫。李白不例外，苏轼也不例外。诗人举杯问月，问的是永恒的时间背后永恒存在的秘密。这个秘密求仙访道者问过，帝王将相们问过，但是，这问题却从未如今晚一样，显得如此深沉，如此凝重。陶渊明在官场失意之后，转向田园，李太白在赐金还乡后，试图求仙访道，一个采菊东篱，一个放鹿青崖。苏轼似乎也累了，如果能乘着月色，逆流而上，飞向云端，飞向月光之上，也许，永恒的存在就在那里？

可是，云卷云舒，月缺月圆，难道在那天际云端，真的能够找到永恒之所在？或者，只能如李商隐笔下的嫦娥一样，后悔盗取灵药，于是，必须承受这永恒的清冷和寂寞？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回来吧，还是回来吧！

从无尽的浩渺中收回自己的目光和期待，从虚妄的逃避中收回自己的激愤和怨艾，回到这尘世中。何必为生命的不完美而遗憾？何必为幸福的不长久而感慨！如果生命只有完美，那么完美必将不成其为完美；如果幸福一定永恒，那么幸福也不再是幸福了。生命的魅力，也许正在其跌宕，正在其起伏，正在其狂喜后的低沉、高歌后的落寞、喧闹后的凄凉。

于是，诗人谢绝了曼舞的飞天的邀请，谢绝了彩带和璎珞的诱惑，从虚无缥缈的空中，回到了熟悉而又坚实的大地。天地还是那片天地，但是，在月光与诗人智慧的共同洗礼下，天地也并非开初的那片天地了。觉解后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可是，已不是开初的那段山水了。

九百多年后，有一位诗人相信在尘世中能获得幸福，相信面朝大海，也能春暖花开。可他自己并没能做到，那在海里盛开的鲜花成了遥远的绝唱。可是，苏轼做到了。这个执着而又潇洒的诗人直面人生的悲哀和苦痛，但又拒绝逃避离去，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熟悉得陌生的红尘里，有锦帽貂裘随太守出猎的英武千骑，有夜半轩窗下梳妆的梦魂，有与他相知相伴的红颜知己，还有不管他到何处都在默默牵挂他的无数友人。还有太多的温暖和幸福，还有太多的牵挂和惦记。这牵挂和惦记并不会成为诗人生命的沉重包袱，压得他无法前行，而是成为动人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有着自己的重量，响在诗人的耳边，放在诗人的心上。从这个神秘的月夜开始，他的生命也变得沉甸甸。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一句祝福。当第一个说出这祝福的诗人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千年的时候，这祝福还在被不同的口音甚至不同的语言重复着，在以后也必将被继续不断地重复。现在，再次听到这祝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永恒；也许，苏轼就在那个月夜里，发现了这永恒的秘密——回到红尘，诗意栖居。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奉旨调任湖州太守。近十年的外任生涯是苏轼生命中最安逸平静的时光，可是，危险也在悄悄逼近他。

在苏轼写的谢恩奏章中，有一些对时政进行批评的句子，这引起了新党的忌恨，这些文人官僚又从苏轼以往的诗作中找出了一些认为是怨谤朝廷的句子，于是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其实，苏轼的罪名只有一个，用他弟弟苏辙的话来说，就是“独以名太高”。很多人相信干掉了熊猫自己就能成为国宝，可是即便他们把松鼠都杀光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排名。战士终究是战士，而苍蝇始终不过是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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