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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关于日俄战争的研讨二（第1页）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分舰队赶赴最后的战场时，对于他的指挥和活动，同样应当依据曾对旅顺口舰队行动所用的目的专一性来对待。这就要求观念和目的的专一，它是衡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这次战役最后阶段的部署的标准。在自嵊泗列岛至海参崴这段航程，他随时可能遭遇日军。

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各舰锚泊于嵊泗列岛之时，该舰队便已进入交战的战略区域之内。其实，在此之前，日军本可能有所行动，他们也确实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派出观察中队甚至远达新加坡，并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周围布设水雷。然而，东乡平八郎却将其装甲舰集中到朝鲜海峡，并不去骚扰行进中的俄国舰队，而是将眼光放在了其在嵊泗列岛的航程之内，嵊泗列岛恰好在海参崴蒸汽舰船航行易达范围之内。可以说，嵊泗列岛和海参崴正好分列于战场的两侧。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更为宽容地看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表现，既不否认他在最后四天的指挥失误，又肯定他在此之前尽力完成的艰巨任务，更要大胆地执行俄国思想使他形成的偏见，随着长途奔袭的紧张，这种偏见愈发严重。我们还要承认，他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他没有任何国家的超出国际义务的支援，除了海参崴的两艘残存装甲巡洋舰之外，他别无增援，而他所率舰队的实力并不强。

这些是公正评价他所要求的。如果我们对他指挥的评价是正确的，那么他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衡量这些错误时，也要公正地指出当时这支舰队所面对的困境和俄国海军的传统。

此外，我还要引用俄国海军上校在其所著的《惩罚》[1]一书中的陈述。

首先，运输舰船伴随舰队同行，于是也同敌人遭遇了，这种情况必然在战术上造成困难，西蒙诺夫写道：

因为接到了（在驶离越南金兰湾之前）海军总司令部发来的警告，导致了一些值得考虑的困难，我们不能做海参崴港的负担，更不能奢求从西伯利亚铁路运来的补给。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战术准则，尽可能减少拖累，不让妨碍我们自由活动的补给舰队随行，一方面，我们又要考虑这些电文。

不得已，司令官命令，战舰尽可能地装载各种必需品。三艘最大、性能最佳辅助轮船应最大可能地装载最需要的物品。这三艘轮船和“堪察加”号随行并在前往海参崴这一航程中同舰队共命运。

关于战舰装载煤炭的数量，西蒙诺夫说：

1905年5月23日上午5时30分，停机开始装煤。各舰接到通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装煤。为此我们必须尽力使煤舱直到5月26日上午仍能保有正常储量。[2]

上述陈述，无非是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携载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驶往海参崴开脱。其实，圣彼得堡并未强令他携带运输舰船。政府的要求，由司令官制订方法来达成。事实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动用的运输舰船数量以及在驶往海参崴途中与敌人遭遇时这些运输舰船的位置，都是由他确定的。

按西蒙诺夫的陈述，虽然战舰装载煤炭但并未超载，这同其他记述恰好相反，因此我曾询问海军情报部。该部的回复中引用了涅博加托夫司令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辩护词中的两段话，其中一句为：“按我们的估计，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所拥有的煤量足供3000海里航程之需，而经对马海峡至海参崴的距离尚不足900海里。”可见，西蒙诺夫的陈述确实有问题，他已经去世，我们所在意的是他的见证是否可信，而非他本人是否诚实。

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指责，无疑同他所担负的职责相称，而且也对他的人品有一定的损伤。而且针对这次作战的某些指责，与其说是针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更不如说是在针对俄国。我们必须尤其注意任何国防规划（或计划）中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率领舰队、运输舰船千辛万苦地绕航好望角之时[3]，西伯利亚铁路的发展却并不能与之相当，为旅顺口分舰队的错误部署又使他在嵊泗列岛所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指挥官，在任何地点，哪怕是只指挥着一支极小的水兵分遣队，都要记住，对总体态势的忽视以及行动不力都将造成致命的危害。

美西战争期间，就有一次美国海军军部因为无法确定一艘迫切需要的巡洋舰的位置而烦恼不已，而其舰长却沉迷于单舰活动，置总体作战行动所要求的预防措施于不顾。

对于投降，我们也应该同样考虑，除了绝对的无法抵抗外，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投降的理由，除非其他权益遭到毁灭性损害，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8月10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旅顺口港外因旅顺口分舰队作战不力被击败，但是真正的失败是在对马海峡。

我们继续点评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一系列行动，从战争伊始到抵达嵊泗列岛，决定战争的因素并未改变，虽然运用这些因素上曾有一些小变动。胜利仍取决于制海权，制海权必须靠毁灭敌方舰队取得，而摧毁必须经过战争，即在求战一方的舰队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发起战斗。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和他所指挥的俄国舰队来说，这种有利情况意味着拥有一个海军船坞，便于每艘军舰的性能、速度、机动能力，以及决定这些性能的硬件设施能尽可能地恢复。可惜的是，日本人拥有时间，得以迅速恢复，因为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失误未能重创日本人，也未使其丧失战斗力。毫无疑问，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首要目标是安全驶抵海参崴，以便准备之后的战斗。而且，他还可在这里与幸存的两艘装甲巡洋舰会合，对于他那些仓促集合而成的军舰来说，这是一支不同忽视的增援力量。

所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面对的情况，与8月10日旅顺口海军分舰队所面临的一样。旅顺口海军分舰队的教训，又可为他提供一个借鉴的案例。要么趁机逃脱，要么积极应战，绝对不可在二者中间摇摆不定——这正是犹豫不决的旅顺口分舰队的失误之处。旅顺口分舰队应做好准备：战或逃。如果战斗，就要重创敌舰队，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率领后援舰队扫清战场。同样，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应如此。如果不得不战斗，就必须在抵达海参崴之前战斗，因为这时他的军舰在战术上处于最佳条件。他必须做到，而且应该严格保密。然后，他没有了后援，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了他的手中。

当不得不战斗时，他选定在战术上对己方最有利的时间和条件下与之战斗，并以此作为战略目的。身为司令官，置这样的真理于不顾，而是拼命装煤，这样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舰队的速度和机动都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影响了舰队的战斗力，甚至会增加舰船所面临的风险。因为这会使装甲带深入水中，而甲板上易燃物品加大了发生火灾的危险。一位法国著作家就断言，这次失败原因就在于日军中等口径火炮击中煤炭而引发了火灾。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这种叙述也并非没有道理。

身为司令官，应该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战果，不能左右摇摆，妄想战果和损失都令人满意。如果消耗不值得，便不能去消耗；如果消耗是值得的，而且能以较小的消耗取得战果，就可设法节省；如果无法达到战果，否则就将致使失败，或者是为了取得战果，就要不惜任何代价。在我看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所制订的对敌准备都是极其错误的。我认为他从未对战略问题进行过思考，就想当然地做出决定。前文储煤的问题足以证明他在作战中主次不分，为了节省资源而错失战机，而忽略了他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胜利。补给和驶抵海参崴让他迷失了心智，他根本没有思考过到底是逃脱还是战斗。确切地说，在这二者中间的摇摆，让他心事重重，直到最后逃脱已经成为泡影的那一刻仍是如此。

我认为，这种分歧出自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要塞舰队”论的影响，一方面则是受“存在舰队”论的影响。假如舰队的一部分能逃抵海参威，便会大有所获，因为这样就在这里拥有了一支舰队。这样就与拼死一战以求胜利的思想相抵触。这就又是受节约思想的影响，保存数艘舰艇本该是受到称赞的，但这与承担重大任务和获得巨大胜利所需要的专一性相违背，其结果就变成了舍本求末的折中。在战斗前数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他提到，只要自己的一部分舰艇到达海参崴，便可扼住日本的交通线，进而影响战局。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支舰队完全无法扭转战局，最多促使敌人加强戒备。除非整支舰队都逃至海参崴，并在日后选择有利的时机战斗，否则想要扭转战局只能是空谈。如果俄国人意识到必须一战，就不会舍本逐末地追求储备物资和逃跑，从而错失了战机。虽然当时获胜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但是如果不决一死战，专注于摧毁敌军，那么又谈何获胜呢？

这些评论是从其行动推断出意图的例证，结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指挥表现，毫无疑问，他的想象力完全被夸大的“存在舰队”的作用左右了。除了过度装煤外，他还携带了一批运输船只，这些船只在战斗中只会制造战术困难。当然，如果这些船只能到达海参崴，它们就会成为舰队休整的资源。

目前还没有任何记录和资料表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派出过人员和船只侦察敌情，而这时日本侦察舰已经在他周围出现，所以，日军几乎掌握了他的全部部署。直到遭遇日军主力时，他都还对日军的部署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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