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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部分（第1页）

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这位犹太教拉比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头头。舒尔茨拉比找到这个沙因，并把他介绍给乔治·索科尔斯基。通过后者，沙因认识了科恩，而通过科恩，他又认识了麦卡锡。

把一位亿万富翁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如果谈到国会山里的所谓“资格”的话，沙因也没有什么资格。1953年初，科恩劝麦卡锡委派他这位新朋友为心理战的总顾问。本来这个职务根本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科恩自己别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乐意义务效劳。这两个青年人在沃尔多夫饭店塔楼设立了临时总部，因为沙因在那里有长租套间。他们在那里策划对“美国之音”进行别出心裁的调查。他们悄悄地要求这个组织的雇员，秘密告发那些思想习惯异于寻常的同事。当麦卡锡谈到他有“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他心里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弧光灯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后，报界普遍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这两个精力充沛的门徒，已把“美国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当时才二十六岁。他们真不知会闹得伊于胡底。

他们飞去欧洲。在4月4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巴黎出现。接着十八天闹得天翻地覆，在欧洲各个首都进进出出，神气活现地摆出架势让记者们拍照，充分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权力与特权。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后面总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他们一起唱：

『没有错，科恩先生，

完全对，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东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麦卡锡心里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后半年，麦卡锡周围的人很清楚，他对白宫已经是不怀好意了。感恩节前两天，他就把问题公开。11月16日，哈里·杜鲁门在广播中，曾尖锐地提到“麦卡锡主义”问题。乔要求给他同样的广播时间来就此进行答覆。一些广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样，拼命想讨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广播开始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参议员就不是向着杜鲁门而是向着艾森豪威尔发泄他的怒气了。在前一个星期里，艾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麦卡锡主义是什么。这时麦卡锡恶狠狠地说，他就会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里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来，到了下一年国会议员竞选时，政府里有无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参议员对他的无线电和电视观众说，这还差得远呢。“客观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问题。”

当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做得比民主党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几个案件，我们打球出去，得分却是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到场外去了。”于是，他又象往常一样，举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数字、档案都举出来——都是不对头的，虽然听众没法知道。乔说，他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耻，内心深处极不好受。但还不止此。虽然他已多次指点艾森豪威尔，但他还是和以前的杜鲁门那样，坚持执行和英国缔结的互助条约，尽管英国竟然和北京开展贸易，这简直是对朝鲜战场阵亡的美国男儿的侮辱。麦卡锡充满鼻音的声音这时响亮起来：

『“我们难道还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么？……现在是我们共和党人把这个沾有血迹的错误停下来的时候了。……我们向美国人提出过的诺言，并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实现吧——不是明年，不是下一个月——而是马上就要实现。……我们只要这样对我们的盟友和名义上的盟友说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还是运货物去红色中国……你就不能从美国拿到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发脾气。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要他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麦卡锡是共和党。哈格蒂也同意，布赖斯·哈洛和共他四位总统助手也有同样看法。但是尼克松认为这样摊牌的话，真正受害者会是共和党。最后，决定由杜勒斯在12月1日他的记者招待会中发表声明，作为对麦卡锡的答复，而这个声明又先由艾森豪威尔逐个字进行审阅。这位国务卿说，麦卡锡所攻击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们外交政策是要把外国作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对待，而不是替他们指定贸易伙伴，或者“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卫星国。”和麦卡锡不同，他是个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路线者。他以这样的身份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对俄国的要害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来进行报复，”而它之所以保有这种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能利用其他友好国家的处于战略位置的基地。”

现在麦卡锡可说是得其所哉了。没有比和国务卿厮杀一番使他更高兴的了，他已经快一年没有尝到这滋味了。而且要捣乱的话，现在时机可特别好。艾森豪威尔正谁备和丘吉尔在百慕大会谈。如果他在会谈前夕向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感情用事的电视广播，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次会议，使总统狼狈不堪。事实上麦卡锡下一步就是这样走的。12月3日晚，艾克出发参加会议。麦卡锡就进行广播，对英国人进行攻击，说他们和杀害美国士兵的人做生意，大发其财。他要求“每个对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做这种血腥生意抱有同他那样看法的美国人，给美国总统去电去信，……指导他，使他有所遵循。”五天以后，白宫承认收到了五万封函电。在华盛顿，谁都不会相信什么指导不指导的废话，这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总统发言人在发表这些函电统计时，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麦卡锡在发信人中占上风，而艾森豪威尔则在发电人中领先。既然白宫收到的电报较少，这不过是说明这位参议员已把总统压倒的一种巧妙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人把麦卡锡称为全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肯定地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样社会反应的煽动家确是够可怕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麦卡锡主义又在推向一个新高峰。下一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说，在过去六个月内，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现在他左右报界的能力那么巧妙，很可能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个走江湖卖膏药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普通人的反应看作是无知而不予理会的话——其实也可以不予理会——对美国参议员的反应可不能不予理会。最知道他的可恶的就是参院了，但是到了2月，当参院要投票决定拨二十一万四千元给他那个常设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在他的淫威之下，简直成了一堆毫无骨气的汉子。有勇气反对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不敢和富布赖特一起投反对票的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州的马格纳森、佐治亚州的拉塞尔、路易士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切尔、伊利诺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莱曼和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这些都是坚定的人，性格倔强，在选民中声誉很高。但是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象麦卡锡那样的奇才。

哪些人相信他呢？他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谁是麦卡锡分子的核心人物呢？他们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成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还有那些害怕把食用水塘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运动的人们。他们是参加美国革命女儿会，“我要回来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者协会”和“警卫美国协会”的人。他们是象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斯·伊斯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这样的反知识分子派。（这个巴克利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有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的周围的运动。”）他们都是在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讯革命，反对排犹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四十年代美国内部大移民，反对取消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斗争，反对扩大两代人矛盾等等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在支持麦卡锡的大会中，高声歌唱，“只有人民爱老乔”，政客们都认定那黑魆魆的大批大批困惑的选民们是支持他们的。在1953和1954年之交的冬天，国会里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八个参议员是由于麦卡锡的支持才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时，这位威斯康星的后辈参议员叱咤一时，睥睨一切，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左右。戴维·沙因可不在那里，因为他被征召去服兵役了。华盛顿没有人认为他在与不在有什么重要。沙因并不是象科恩那样才气横溢。事实上，麦卡锡私下里己经认为沙因使他头痛。他没有对科恩这样说，因为他需要科恩。但他现在发现科恩也是需要有个人的。他需要的就是沙因。

陆军征召沙因的通知是7月间发来的。看来这对他是个意外的打击，他可能连他己进行服役登记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本来一直和科恩两人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两人住在斯塔特勒饭店毗连的房间，在曼哈顿过快活的周末，策划对庞大官僚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想到这些事就其乐无穷。麦卡锡是个懒惰的煽动家，他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让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以为自己是非常保险，而且看来也确是如此。要是首都没有人敢向他们还手，谁还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呢，答案是，沙因家乡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兵役局。这是有讽刺意味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公民先生们离开权力机构太远，不知道沙因有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做朋友。他们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难题，如果说华盛顿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之麦卡锡还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了。

科恩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的朋友应当立即取得军官的委任。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陆军、海军、空军都予拒绝，认为他不够格。科恩于是把陆军驻国会的联络官迩尔斯·雷伯准将叫去办公室。后来陆军的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对他就此事进行过质询。

『韦尔奇：你当时确已知道科恩是这个委员会的顾向么？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这个职位……是使你增加还是减少你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是兴趣增加了。

韦尔奇：我们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这样的字眼，你能否回忆到以前有过什么情况，你受对比这更大的压力呢？

雷伯：我回忆不到我以前受到过比这更大压力的情况了。』

五角大楼并不曾忽视沙因的问题。事实上，对外界说来，沙因事件最令人注目之处，并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机构对一个富有的年青的麦卡锡门徒这样主动另眼相看，而他毕竟不过是该年征募的近五十万美国人中的一名而已。沙因的问题，经过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的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的军法官研究过的。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他原是一个纽约纺织工业家，后来在沙因案中，他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指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就沙因是否是当军官的材料再次进行研究。与此同时，那个想当军官的年青人也开始对这事情发生兴趣。雷伯将军第一次接见他时，他己经准备就在那里举起右手宣誓，马上成为一个军官了。谁知雷伯向他解释说，没有那么简单，这使他颇为困窘失望。后来这位将军就此事作见证时说：“看来他以为一切填表和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不必要的例行公文手续。”

1953年11月3日，沙因开始穿上军服。在纽约执行临时任务十五天以后（“把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搞完”），就被派到新泽西州狄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四周的基本训练。主要由于科恩的竖持，他的问题还未最后定局。事实上，这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兴趣了。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真是那么不灵活。沙因和其他新入伍的人不同，每个周末都可以准假外出。他的汽车可以驶进军营里来接送他。他在上操时间去接了不下于二百五十次的长途电话。有一天下雨，大家都在进行射击冻习，K连的连长却发现沙因在偷懒。沙因亲热地搂着连长的肩膀说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改组。”这个解释竟然被接受了。他这种认为他怎样为国家服务才更有效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还会受到更认真对待。但是这时麦卡锡直接和五角大楼对话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沙因的看法并不如科恩那么毫无保留。在这位参议员向史蒂文斯打的录了音的电话里，他请求这位部长“作为对他个人的照顾”，不要把“戴夫……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这孩子不错，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我很少看到罗伊象这次这样不讲道理。”

现在陆军部的顾问约翰·亚当斯就成了科恩发脾气的对象了。科恩和在营里的沙因进行电话通话后，就知道怎样使他的朋友在生活上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于是他就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他却向学院挂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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