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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香港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1）

1997年6月

六月三十日子夜的旗降旗升，象征着香港一个时代的终结及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但要说将来的香港究竟会同今天有何不同，未来的香港究竟会呈现怎样的面貌，还没有多少人作过周详而深入的思考。多数香港人虽然对九七之变较以前坦然，但眼光仍停留在六月三十日之前的“今天”，而不是放到七月一日之后的“明天”，尽管再过三十多天“明天”就会变成“今天”。关注“今天”正是香港人的一大特征。香港社会的活力，源自香港人善于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发展自己，把香港这么一小块地方变成聚天下财富的风水宝地。他们没有用许多精力去考虑“明天”，因为即使他们的“今天”，也只不过是用“借来的时间”在“借来的地方”寻求生存。现在“九七”来临了。七月一日之后香港的时间再也不是借来的时间，香港的土地也不再是借来的土地，而都将变成香港人（作为中国人一部分的香港人）自己的了。但他们似乎还没有习惯考虑“明天”。一些对前景乐观的人士喜欢用“明天会更好”的口号，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对西方媒体“香港必死”论调的被动回应。未来的香港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将朝怎样的方向发展，在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施政纲领中也只有几笔轮廓。即使没有“九七”，香港本来也应该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中寻找一个恰当的地位。在东亚四条小龙中，新加坡要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智慧岛，又决心跳出地域限制，把整个亚太地区作为未来“新加坡无限公司”的发展空间。韩国也志不在小，为了同日本一较高下，他们已把中国内地以至俄罗斯都视为拓展的“腹地”。台湾虽受到两岸关系不明朗的痛苦困扰，也仍然喊出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口号。亚太地区的“邻居”都想利用香港九七之变的机会取而代之，那么，香港的未来又将如何呢？过去二十多年香港的发展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人说主要是英国人治理得当，却无法解释英国人在“祖家”为何搞得并不怎么样；也有人认为香港人特别有本事，但香港人不过是居住在那块地方的中国人，为何中国人一旦移民香港就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大不相同呢？正如世人多以为美国加州硅谷成功在于发展高科技，但其实“硅谷经验”的精髓，是它的独特经营文化特别有利于新兴高科技资讯产业成长。同样的，香港人的成功经验在于他们善于把东西方文明和商业利益融合起来，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特殊经营环境和社会文化，使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能够抓住世界每一个新发展机会和潮流。在西方社会看来，香港仍属于东方，是通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的一个主要门户和枢纽，但又具备他们所需的文化气氛、经营环境和高效率的服务设施；对于中国内地来说，香港又属于另一个世界，是中国了解和通往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窗口。因此，无论在商业、政治、文化以至国际情报活动方面，香港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的交汇点。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香港人最了解中国内地，但他们又是最懂得资本主义文明和商业运作精妙的中国人。过去十多年香港靠着这样的优势，成为邓小平改革政策的最大得益者。单纯看统计数字，香港传统制造业已经衰落。但如果把分析的范围扩大到罗湖桥以北，就会发现过去十多年香港的制造业以惊人的速度向中国内地发展和转移，规模膨胀了数十倍、上百倍。而且，香港商人只是把生产的“身体”转移到内地，头脑”仍然留在香港，钱和物的流通管道也主要通过香港连接世界。

在这过程中，香港不仅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的先驱，也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引导者。难怪俄罗斯人在比较中俄两国改革成效时，常感叹中国有两样东西是他们所缺的，一是海外华裔，另一是香港。世界上不少地方都有人说要建造自己的香港，邓小平也提出还要在中国内地多建几个香港。但香港究竟是什么？它不只是那一大堆高楼大厦加上几个海港，而是六百万香港人加上来自中国内地和世界各方的人士在那块地方所经营的事业。来到香港，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金钱、货物、人才、资讯、文化以及生活潮流交汇的中心，可以同时感受中国内地以及它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脉动。香港的明天仍将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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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2）

九七年英国管治的结束，决非香港末日的到来。但香港未来的定位，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东西方兼收并蓄、融合激荡的开放环境，取决于如何把“一国两制”的抽象原则变为今后香港的现实。过去十多年，香港的利益早就开始同中国内地融合在一起了，九七之后香港的发展前途更离不开中国的大事业、大背景。香港未必会如一些人预料的那样成为中国内地的“经济首都”，但香港完全应该成为带动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大潮的“龙头”，成为中国内地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催化剂。香港本来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都会，回归中国之后应该变得更加国际化。以后香港不再是英国人一家的天下，其他各国都可能得到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未来的新世纪中，世界将更需要中国，中国也更需要世界。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最重要的交汇点，既会变得更加中国化，同时也会变得更加国际化和多元化。香港明天应该更好。

媒体和“人办”究竟谁更加不知羞耻？

1998年10月

香港人做事情喜欢一窝蜂，这几年好像还越来越厉害。新近的一个事例，就是“麦当劳”引发的争购玩具史努比排队狂潮。差不多一个月，每天一清早，所有麦当劳快餐店面前都有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少排成长龙，为儿孙，为情人，为自己收藏，为炒卖赚钱，都在引颈等候换购那只小狗。而且一天换一个样，要换齐二十八只代表不同国家的史努比才能凑成一套。算一算全香港有多少人耗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换购时又有多少汉堡包和薯条被扔进垃圾筒，数字一定相当惊人。同样，香港的媒体报道也喜欢一窝蜂。有时真叫人弄不清楚，究竟是媒体不得不迎合香港人的一窝蜂心理，还是社会大众被媒体制造的新闻牵着鼻子走，一窝蜂去做（或去注意）某件事情。反正是鸡生蛋、蛋生鸡，相互推动，彼此刺激，弄出许多可笑又可气的事情来。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会来一次，不然香港人一定会感到冷清寂寞。十月中旬笔者到上海和北京采访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中国内地之行，离开香港才一个多星期，回来就发现史努比热潮已经悄然退却。小狗的新闻主角地位让给了一个名叫陈健康的男子，媒体还专门为他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人办。“办”本来是动词，在香港却与“板”字或“版”字相通，也就是“样板”、“样品”的意思，如“货办”。陈健康被称作“人办”，完全是负面含义，等于说他行为丑恶之极，堪称人中之最坏的样板。后来，有的报章杂志又叫他为“人渣”，更加直接明确。这件事情本来是一桩家庭惨剧。四十岁的陈健康以跟车送货为生，与妻子生有二子，近数年夫妻间性生活不和谐，感情也越来越差。到后来陈常常去深圳寻花问柳，据说还有了“二奶”，钱不够花就克扣家用，致使妻儿生活日益艰困。十月十八日晚上，陈又同妻子大吵一场，离家北上深圳找“红颜知己”去了。妻子绝望之下，于凌晨二时将两个分别为九岁和六岁大的儿子扔出窗外摔死，自己再跳楼自尽，场面极为凄惨可怕。这一年香港经济大不景气，家庭悲剧时常发生，夫妻相残，连同子女同归于尽的恐怖事件，已有三四起。但像陈健康妻子那样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实在非常人能够想象，香港十年126新闻见报后立即成为全香港的热门话题。更不可思议的是，陈健康回到香港后知道妻儿皆亡，不仅毫无悲痛之情，反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接着又逍遥北上寻欢作乐去了。这一来激起公愤，人人皆曰陈健康全无人性，鸡蛋大小的“人办”二字出现在报章头版头条标题中，他也成为电视“八卦新闻”连日追逐的主角。事情发展至此，很有点“舆论审判”的味道，但大致上还算合情合理，再下去就越来越走调了，变成每天翻新的闹剧。差不多同一时候，香港的几家主要电视台和销路最大的报章杂志都派出记者，到深圳、东莞一带对陈健康作全天候的贴身采访报道。他如何在深圳被“女友”赶出门外，如何又到卡拉OK另找新欢，如何搂着两个新结识的“女友”缠绵亲热，如何三人同眠……不只形诸文字，还有张张照片为证，更不用说电视上的那些镜头如何逼真。美国好莱坞不久前拍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名为TheTrumanShow，讲的是电视台把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每天二十四小时全都作实况转播。这次香港媒体对陈健康的追踪报道，已差不多接近那样的水平。香港媒体向来竞争激烈，其时正是一比高下的时候，看谁家的报道更详细，更多独家内情，用语更加煽情。最可笑的消息，说是某中央领导人看了香港报纸，下令公安把陈健康抓起来问罪。但两天后这位老兄却又在香港显身，承认确给东莞地方治安队扣起来过，但看来与某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多大关系。看了那些报道，稍有头脑的读者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陈健康收入本来就不多，出了家庭惨剧后又遭解雇，需要向政府申请援助维生，哪里来这许多的钱供他到深圳一带行乐？答案也是清楚的：有人给他钱，为他付账。据陈健康自己的说法，确有媒体付给他报酬，要他做出那些事情让他们拍摄。如果属实，那就是媒体本身在制造新闻、导演新闻了。他们的行为不单败坏了新闻的专业道德，而且在愚弄香港观众和读者。花钱收买独家新闻的事情，香港以前也有，但像这次花钱制造如此恶心的东西，在香港主流媒体中可能还是首创。这种手法和陈健康的行为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加不知羞耻，我实在分辨不出来。我也搞不明白，那几家媒体的主持者中，不乏有学识、有经验的资深专业人士，有的名气还很不小，为何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全无羞愧之意？当然，他们也可以像陈健康那样把责任一推了之：都是媒体市场竞争压力所致。竞争无非是为了赚钱，为了销路，为了收视率，只要能胜过对手，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他们报道社会新闻是如此，对政治新闻也常常作煽情式的处理。如果这样的媒体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制造新闻，而且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或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利益，那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就不知比“陈健康新闻作假事件”要大多少倍了。

世风日下香港人格分裂

1999年3月

政治人物与欢场女子有染，被媒体披露，且有照片为证，于是舆论大哗，政治人物不得不低头，黯然下台……这一类大大小小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生，并不新鲜，有趣的是竟会出现在香港。事缘三月二十日，一群香港临时区域市政局议员到广东省番禺比足球，其中数位晚上进了一家有“三陪女郎”的卡拉OK消遣，被香港媒体拍下照片登在杂志封面，并指他们涉及“不道德交易”。两名议员随即发表声明承认自己“有不适当的行为，为此深感懊悔”，除向选民郑重道歉，还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媒体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穷追猛打之余少不了义正辞严地声讨谴责，还有社团领袖、大学学者出来说甚么“破坏选民对他们的信任”，损害社会”，等等。但在冷眼旁观者看来，这件事情还有更加有趣的地方。不妨翻开几份销量最大的香港报纸：前面的版面一脸正气地大爆议员“集体寻欢”的丑闻，后面的版面则绘声绘色地向读者提供“寻欢指南”，令人怀疑那几个愚不可及的议员就是按照报上的指南去“寻欢”的。他们当众出了丑，不是愧对自己的妻子、子女，而是急急忙忙向选民道歉，更是莫名其妙。那些同他们一样喜欢进出风月场所的“选民”，一定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还有那些每天捧着报纸“咸湿版”（色情版）看得津津有味的“选民”，说不定还想请他们写专栏介绍经验。对这样的“选民”，道歉不是多余的吗？世界上可能只有香港的“主流”报纸辟有色情专版，每天有数百万香港男女老少为它们捧场。既然如此，有多少香港人会真正认为“北上寻欢”道德有亏呢？近日有个不明世情的书生写文章痛斥新报纸把黄、赌“推到极限”，被对方轻轻一句“扮清高”就打了回去，还闻到一阵“臭屁”，活该。有一位前立###议员曾公开宣称“女人都是鸡”，今天又有一位颇有声望的议员认为，人在不开心的时候一是寻花问柳，一是借酒消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他们的智商是高是低，留待公论，但他们至少不像某些媒体那样“人格分裂”。在一个到处弥漫淫荡、低贱气息的社会里，在一个“大众传媒”要靠贩卖色情才能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却要求政治人物充当守卫道德殿堂的圣人，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不是要他们“扮清高”吗？美国人就比香港人更加实际，明明知道克林顿“寡人好色”还是两次把他送进白宫。香港回归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变成谁都不敢冒犯的“圣牛”，也变成金权势力在传播界横行霸道、某些新闻工作者甘愿为虎作伥的遮丑布。在新闻自由标签之下，那些人每天都心安理得地大量制造传媒垃圾，这种“人格分裂”是金钱收买良心的结果，是浮士德与魔鬼的“不道德交易”。在道德水平上，他们和那几个“北上寻欢”的议员其实并无高下。过去，英国人采取“不干涉主义”，任由媒体的风气一天天糜烂下去。但英国人在香港放纵媒体色情化，是因为香港终究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英伦三岛的孩子岂有可能随处购买色情读物？现在“港人治港”，特区政府当然不应该再像英国人那样来对待香港某些媒体的行径。否则，五十年不变”的结果，香港的社会风气会变得怎样，实在不敢想象。

通缩阴影下的超市减价战

1999年8月

盛暑八月大事不少，台湾海峡上空的危机乌云正在迅速增厚，中国对付“###功”、北戴河会议以及人民币贬值的传闻也在香港媒体上占据了显著位置。但就是香港本地新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最能引起多数老百姓兴趣的，除了电视界“老二”亚洲电视的收视率急起直追“老大”无线电视外，或许只有超级市场空前激烈的减价战了。今天是星期五，每周这一天早上的报纸总是特别厚，几家超级市场都会赶在周末到来前刊登整版整版的减价优惠广告。但这两个星期和以往有点不同，香港销量最大的两家日报中，东方日报》几乎囊括了所有超级市场的减价广告，厚厚一大叠。而《东方》的主要对手《苹果日报》则薄了许多，超级市场的广告已告绝迹，只有它自己开办仅两个月的“苹果速销”公司（adM@rt），与往日一样刊出几版推销广告。香港几家平时相互竞争激烈的超级市场集团竟然一致“厚此薄彼”，公开抵制《苹果日报》，导火线也就是“苹果速销”的出现。《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就使这家报纸每天销量达到三十多万份，在香港日报市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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