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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1页）

欧洲委员会——俄国驻尼斯总领事——致阿·费·奥尔洛夫的信——对孩子的侦查——福格特一家——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沙特尔乡的接待

（1850—1851）

我们从巴黎到达尼斯后一年，我写道：“我的悄然远遁只是空欢喜了一场，我在住处门口画五芒星符箓1也是白搭：我没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没有找到安静的避风港。五芒星符箓只能防恶鬼，防恶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也许除非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洞才成。

“在1848年这一站和1852年这一站之间，我经历了一个枯燥而沉闷的、完全空白的时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什么新事物也没有，有的只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种个人不幸；生活的车轮又脱落了一个。”

《法意书简》（1851年6月1日）2

确实，回顾那段时期，我便不禁悲从中来，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礼，一场大病，或者一次手术。即使不触及那覆盖在层层乌云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势和报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进荒原了。法国像一颗坠落的行星，飞速走向了12月2日3。多灾多难的、被出卖的匈牙利，把德国送到了尼古拉的脚下。4各国雇佣的警察在一起开会，密谋策划，要为国际暗探事业采取共同的措施。5革命者依然只是做空洞的宣传。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科苏特从美国回来后，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拥戴。马志尼在伦敦联合赖德律-洛兰和卢格，组织了欧洲中央委员会6……然而反动势力已越来越猖狂。

我和马志尼自从在日内瓦，后来在洛桑会面后，1850年又在巴黎碰头了。他是秘密进入法国的，住在一个贵族家里。他派了一个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谈了在伦敦建立国际组织的事，问我是不是愿意作为俄国人参加；我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过了一年7，奥尔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欧洲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和几份宣言交给我，还带来了马志尼再度邀请我参加的信。我不想参加委员会，当时我与整个俄国已完全隔绝，我还能代表俄国生活中的什么力量呢？但这不是唯一原因，我对欧洲委员会的不满另有缘故。我觉得，它没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础，内部不统一，甚至也没有这种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错误的。

委员会所代表的运动的那个方面，即恢复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1851年还不够强大，不应公开成立组织。这种委员会的存在只是证明英国立法当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国内阁不相信它有什么力量，否则它势必对外国人通过一项法令，或宣布对他们不适用人身保护法8，予以取缔。

欧洲委员会除了吓唬各国政府以外就毫无用处，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最认真的人也极容易陶醉在形式主义中，让自己相信他们在做着什么，例如定期开会，编写文件、会议记录，讨论问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印制宣言，发表政治主张等等。革命的官僚主义正如我们的文牍主义，把行动变成了文字和形式。在英国，形形色色的团体不计其数，它们都要召开隆重的会议，出席的有公爵和勋爵，教士和大臣。司库募集捐款，作家编写文章，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聚会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消闲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从事世俗活动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伦敦不可能始终保持这种温顺、和平的性质。这是大声宣告的秘密活动，敞开大门进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动必须是秘密的。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秘密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数派，有群众中的先知先觉，企图把他们所理解的思想付诸实施，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那里就必然形成秘密团体。我这么讲是毫无偏见的；自从少年时期的企图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终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我的意见。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完全真诚的，然而谁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发表的宣言后面，读到阿尔诺德·卢格的名字而不哑然失笑呢？11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在宣传哲学的无神论，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维还合乎逻辑的话），上帝的旨意应该便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源头。这个让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们的敌人的办法。何况这一切并非必要。宣言的神学部分纯粹是多余的，它无助于阐明观点和获得群众的支持。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会。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这是代议制在信仰上的应用，包含在无神论形体中的有神论。

“就我而言，我宣传与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彻底决裂，离他们两百步还能嗅到反动的气息。他们的肩上背着千百个错误的包袱，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证明便是他们仍在重复这些错误。

“《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样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无味的炒冷饭，既幼稚又枯燥，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阁下。”

“尽管我毫不知情，”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么性质，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请坐下吧。”

领事红了脸，有些不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摊开，念道：“宫廷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涅谢利罗德伯爵14，皇……”念到这里又站了起来。

幸好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们的大使馆中，秘书向萨佐诺夫宣读沙皇命令他回国的圣旨时，曾肃然起立，当时萨佐诺夫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其实秘书这么做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因为臣子在讲到皇上时必须肃立，把头微微俯下。这样，随着领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愿他能看到，一边向他点点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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