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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设法解决问题 不要逃避责任（第1页）

设法解决问题，不要逃避责任。

——马歇尔，陆军五星上将

我在采访艾森豪威尔将军时，他说：“领导的艺术无他，就是事情出差错时，自己担责任；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别人。”艾森豪威尔终身坚守这个信念。

艾森豪威尔在决定选择1944年6月6日作为进攻法国的攻击发起日一事上，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当天，他在下达“展开行动”的命令后，坐在一张轻便型桌子旁边，写下了一旦此次任务失败，他将发布的新闻稿：“我们的登陆行动失败了……我已下令部队撤回。我是依据现有的最精确情报作出于此时此地发起进攻行动的决定。所有参与的陆、海、空军部队表现得十分英勇与尽责。假如这次进攻有任何错误或过失，由我一个人负全责。”

在我进一步和他讨论这个主题时，他告诉我，他记起了南军的李将军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遭到大败时发表的声明。关于那次战役南军惨败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将军只将责任归于自己。他在写给杰弗逊·戴维斯总统的信中说道：“不该怪罪我们的部队未能达成我所期望的目标，也不该责备他们未能符合民众不合理的期望，该负起责任的人只有我一人。”接下来，李将军在1863年8月8日向戴维斯提出辞呈时写道：“通常，对于一位无法获得胜利的军事指挥官的处置方式是将他革职……继续留用他将危及未来的胜利。因此，本人诚恳地请求阁下另觅人选取代本人的职务。”

1862年11月5日，林肯总统因为麦克莱伦将军迟迟不应战，且在最后终于投入战斗后，战果又乏善可陈，而解除他的“波托马克军团”（ArmyofPotomac）指挥官的职务。取代他的是安布罗斯·伯恩赛德（AmbroseBurnside）。这位新任指挥官显然对林肯与其内阁厌恶麦克莱伦迟迟不应战一事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他对李将军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将他统领的12万部队投入夺取弗吉尼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的作战。此次战役从1862年12月11日展开，持续到12月13日，战况十分惨烈，北军伤亡达1.26万人，南军只伤亡5300人。

数天后，伯恩赛德获悉，有人批评林肯总统不尊重他的意见与判断，强迫他投入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争夺战。为消除这个谣言，伯恩赛德要求面见林肯。他告诉林肯总统，他将发表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表明他会完全负起北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的责任。林肯听了非常欣慰，事实上，他因此松了一口气，欣然接受了伯恩赛德的提议。伯恩赛德成为北军将领中第一位愿意替林肯背负北军作战失败责任的人。

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格兰特将军投降后，格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段当时他们两人的私下谈话：“我们两人骑着马在各战线之间巡行。我们很愉快地聊了半个多小时，期间李将军告诉我，南部联邦是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可能要攻进南方三四次，才能使战争完全结束，现在我们应该有能力达成这个目标了，因为南军已无力抵抗。然而，他诚恳地表示，希望北军不要造成更严重的生命损失，虽然他无法预测未来战争的结局。我听了之后向他建议，基于他在南部联邦中对士兵及普通民众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的事实，假如他愿意起来呼吁所有南军部队弃械投降，南军必定会听从他的劝告。但李将军回答说，他在没有先向南部联邦的总统报告之前，不会做出这种事。那时我就知道了，如果想促使他做出违反自己理念的事，将会是徒劳无功的。”

李将军到最后一刻，仍然坚持文人领军的原则。

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AlbertSidneyJohnston）是南军军官中愿意承担过失的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手下只有5万名士兵，却要在从东肯塔基经过密西西比河、越过密苏里、一直到印第安领土之间绵延约800公里以上的地区内与北方军队作战，这几乎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战事的进行，他的部队阵亡殆半，田纳西部队所剩无几，而肯塔基部队则全军覆没。他因为如此惨重的损失而被指控愚笨、无能、渎职，甚至叛国。他接受了这些指责，就像他以往接受称赞一样，并毅然决定辞职。他在写给戴维斯总统的辞呈中说道：“胜利是考验我事业成败的指标。这是一种严酷的规则，但我认为这样是对的……人民希望打仗就要打胜仗。”结果戴维斯驳回了他的辞呈。

1864年3月，格兰特将军奉命前往华盛顿，并接受晋升中将，在此之前唯一拥有这个军阶的人是华盛顿将军。格兰特一如往常，将他的功劳归给别人，他写信给谢尔曼将军称：“我的成就归功于很多人，尤其是你和麦克弗森（McPherson）将军。你们的忠告和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以你们执行任务的优异表现，你们有资格获得我现在所接受的荣誉，此点我知之甚详。”

在美国内战期间，谢尔曼将军从未接受过任何称赞，不论是该得的或不该得的。在1862年4月6日与7日的夏伊洛之役中，南军部队出其不意地对北军部队发动攻击，几乎造成北军的惨败。当谢尔曼得知战况时，迅速投入战斗并领导部队击退了南军。他对此次胜利毫不居功，反倒恭贺格兰特将军的成就。

当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向德国境内推进时，希特勒于1944年12月16日不顾众将领的反对，对位于阿登高地的盟军发动奇袭。他为此次奇袭投入了25万名士兵，一时之间让盟军部队不知所措。最后巴顿将军的第3军团及其他部队赶来救援，才使德军的攻势停顿下来。

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随即召开记者会，宣称在阿登高地击退德军是他的功劳。他在记者会中的部分言论如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派我负责指挥整个北方战线。我动用了所有英国集团军的所有可用兵力，这支兵力小心翼翼地逐步投入战场，以免干扰了美军的交通线。最后，进入战场的英军开始发威，现在，英国的陆军师正在美国第1军团的右翼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因此，各位可以了解，现在的概况是，英军正在遭受重创的美国部队的两侧进行战斗。这正是一幅盟军并肩作战的美好景象。这场战役非常有意思，我想这可能是我指挥过的最有意思、最诡谲的一场战役，而且也是一场至为重要的战役。我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阻止敌军进入各险要地点，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后，接下来我开始驱逐他们……绝对不让他们如愿前往他们想去的地点……就这样，我阻止了敌人，驱逐了敌人。现在，我们正在消灭敌人。”

这番说辞有违事实，蒙哥马利因此受到美国将领的激烈抨击。他并未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拯救美国士兵脱离灾难。这场战役美军伤亡达7万人，英军只伤亡500人。要追究责任的话，蒙哥马利应该为在德军攻势被阻挡下来后，未对其进行更猛烈的进攻，从而使大部分德军有机会撤退并逃离战场而受到谴责。

布莱德雷将军对于蒙哥马利的不当言论备感愤怒，他在事后告诉艾森豪威尔说：“我无法接受蒙哥马利的指挥。假如所有地面部队都要归他指挥的话，你必须把我调回国内。”巴顿将军也有同感，他也不愿意为蒙哥马利效劳。

先前即有许多美军人员对蒙哥马利多有怨言，但蒙哥马利惹得美军将领群情激愤，这可是头一回。由于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告诉丘吉尔，这件事令他非常苦恼。丘吉尔当然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化解美军的不满情绪，丘吉尔在英国的下议院演说时，将此次战役的功劳归给美国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美国第3军团威震欧洲战场的巴顿将军，向来不会拒绝承担责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巴顿是一位暴烈的战士，但巴顿本人与别人印象中的他大不相同。约翰·M.迪瓦恩（JohnM.Devine）将军曾说：“他刚当上军长时，我是他的参谋长……我除了曾听过他的大名外，对他一无所知，我想他一定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但我很快就发现，他本人和他的名声并不相称。后来我对他既佩服又尊敬。”

这种对巴顿的观感出现改变的情形，并非是不寻常的事。与一般的看法相反，巴顿对他的下属指挥官并不严厉，除非这些指挥官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或造成了无谓的人员损失。1944年7月底，兰斯福特·E.奥利弗（LunsfordE.Oliver）少将统率的第5装甲师正在诺曼底集结，准备展开行动。奥利弗接到第3军团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的部队循着通过圣洛（Saint-Lo）突破点的一条路进入介于锡斯河（Sees）与色伦河（Selune）之间的地区。团部要求他的部队在晚上行动，并告诉他，这条路将只供他的部队使用。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条路上挤满了其他师的部队、各种车辆及补给车队，以致奥利弗的师难以向前推进。奥利弗将军后来写道：“我很快接到命令，要我把部队撤离道路，并前往巴顿的指挥所向他报到。我在黑暗与混乱中，很困难地向巴顿的指挥所前进，心中充满不祥之感。我了解我的师所面临的窘况错不在我，但却很担心巴顿会怪罪于我。我也了解，一旦巴顿认为我未能完成任务，则连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救不了我。巴顿最终把他的参谋、军长与师长们全都召集起来开会。他在会议开头便说：‘我们陷入了一团混乱，这是我的错。我要部队展开行动，但在参谋们未拟妥行动时程的情形下，我便要他们下达行动命令，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全都按兵不动，直到我的参谋拟妥行动时程并恢复秩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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