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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20

我一眼就认出了奎克的律师。他就是我在“被淹没的世纪”开幕时在画廊看见的那个穿西装的瘦削男人，他当时凑近注视着《露菲娜与狮子》。他叫弗雷德里克·帕拉，他开门见山地迎我进了办公室，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一侧系着一条红丝带。我的手微微颤抖，呼吸卡在喉咙里。我想问他那晚怎么会去画廊？是奎克邀请了他吗？为什么呢？但我当时已经吓坏了，手中文件夹的分量让我闭了嘴。

“奎克小姐要求只能你一个人阅读。”帕拉道。

“谢谢你。”我摸索着把文件夹放进包里，准备离开办公室，为完成交接松了一口气。

“请你来这儿还有别的原因，”他继续道，“请坐，巴斯琴小姐。”

我照做了，穿过深绿色的地毯，坐到他桌前的一张大木椅上。帕拉绕过他硕大的办公桌在我对面坐下。我们之间的空气凝重起来。我明白奎克为什么选他做委托人了，他对我显而易见的紧张无动于衷。帕拉完全符合她的需求。他是一座狮身人面像，他的职责就是执行她的意愿，别无其他。他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巴斯琴小姐，”他说，把自己纤长的手指合成一个三角形，“玛乔丽把你写进了遗嘱。”

我听到了那些词，尽管理解它们的意思，我仍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不好意思？”

帕拉眨了眨眼，如蜥蜴般面无表情。窗外的楼下，传来城市公路的轰隆声和哔哔声。“她在温布尔登有座小屋。”他说。

“是的。”

“她把房子赠予了你，永久所有权。”

那之后的某一刻，我离开了布莱德街的办公室，走回了圣保罗地铁站。我猜那时我应该走得很慢，心里泛起异样的感觉。奎克把她的小屋留给了我。我签了几份文件，还是不知所措。什么时候？她是什么时候作出了这个决定？而且为什么是我？这是一笔我根本不敢想象的遗产。我一定紧紧夹住了她的文件夹。至少这里还有个实体——纸上的内容或许能让我更容易理解眼下的事。也许我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大概是担心被打劫，我坐着火车直接回了克拉彭广场，我不想在公共场合打开它。它灼烧着我的膝盖，而我需要独处，在安静的地方才能阅读它。

我到站下了车，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上楼进门的。我拆开了丝带开始阅读。亲爱的奥黛尔，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文件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坐着一直读到午夜，废寝忘食，脖子都僵住了，但我不在乎。里面详述了奎克想让我了解但又无法当面告诉我的所有事情。那些人、那些地方，还有那些在广袤的安达鲁西亚天空下度过的夜晚。她的故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庞大和辉煌。读完时，我的眼睛又红又涩，脑袋嗡嗡作响，我意识到了另一件事。这里面的实情，同样也是奥利芙·施洛斯不希望世人了解的事。

奎克对于《露菲娜与狮子》永久的沉默是高贵的，这份文件便是证明，尽管这有悖于她渴望将奥利芙·施洛斯的故事传扬下去的意愿。在我认识奎克的这段时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病危期。她的内心已然失控。那么多年之后，她重新见到奥利芙和她哥哥的相片、露菲娜的画，而她又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势必惊骇万分——眼看它成为一件商品，改头换面，再度归于艾萨克·罗布尔斯名下。

作为特雷莎·罗布尔斯，她知道奥利芙不愿张扬。作为奎克，她又为她打抱不平。这两个自己之间的矛盾从未消减过。这种压力，以及西班牙最后那些天的记忆，还有她服用的强效镇静剂，无疑令她的精神幻觉更加恶化，更无法释怀。这份文件解释了她当时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特雷莎破壳而出，那幅画的再次出现令她崩溃。

我至今都不知道她的死是不是一个意外。大多数时间里，我相信那不是意外。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言说奥利芙在最后的岁月中所遭受的创伤。可以说，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癌症，她觉得自己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终点，通过她的律师将文件留给我。我经常会想到特雷莎的英语笔记本，被乔治丢弃，又被奥利芙发现，接着，又出现在给我的文件夹里。她好像——跟我一样——始终认为相比说话，通过书写更容易理解这个世界。

奎克没有交代帕拉要我如何处理这份文件。于是多年来，我什么也没有做。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那个寒冷十一月的晚上我在被单下面读到了什么。我甚至连里德也没有告诉，尽管我很希望当时告诉他。

这份文件里，奎克没有具体说明她来到英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一定接受了里德的邀约去白宫跟他见面了。我想以她掌握的语言和里德在外交部的关系，在世界饱受战乱之苦的时候，她对英国一定很有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有不少纳粹。客观来说，我也相信英国政府——和里德——也帮了她不少忙。道谢的方式千奇百怪，比如，温布尔登广场的一栋美丽小楼。

我变得同特雷莎一样善于保守秘密。我从未告诉过劳里，奎克很可能是他的姑姑，一个他见过好几次却对两人间的真正关系毫不知情的姑姑。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不想提及此事，而且，奎克已经死了。让他知道他还有别的亲戚也为时已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奎克在文件里提到萨拉和艾萨克的事，但没有提到怀孕。我知道萨拉·施洛斯是劳里的母亲，她回英国的时候已有身孕，因为劳里自己告诉过我这件事。但事情还有待推敲——考虑到时间点——特雷莎，也就是奎克，并不清楚萨拉跟艾萨克发生关系的时候是否已经怀孕。奎克或许因此没有将劳里和她哥哥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奎克的电话簿里会有斯考特家的住址，以及她对劳里母亲的兴趣。或许是她在癌症恶化之前，还在独自追查劳里的那幅画。但有时候，我又在想，奎克有没有从劳里的脸上找到她哥哥的影子呢？还是她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哈罗德·施洛斯的面部特征呢？还是她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不管是什么，她似乎始终不赞成我和劳里在一起。

只要看看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就能看到他和劳里的相似之处——但哈罗德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劳里的生父始终是个谜。有时候我也好奇是不是劳里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母亲总是闭口不谈他的父亲。而且，我一直记得他向里德要了一张艾萨克·罗布尔斯的相片复印件。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这些年的沉默是不对的。毕竟，那张稀有的艾萨克·罗布尔斯作品进入市场的时候卖了天价。奥利芙·施洛斯理应得到她作为艺术家的声望，劳里也有权知道整个故事——然而整个故事是否真的存在呢？或者真的有艺术家声望这种东西吗？真的能透过玻璃看穿一切吗？这一切都取决于光线的角度。特雷莎·罗布尔斯目睹了匿名画画的好处，而当我读到奥利芙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就我所知，她很享受化名的创作。对她而言，创作就是一切。

露菲娜如今不在别处，她被挂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国家美术馆里，就在我曾看到辛兹穿着她的新羊皮外套等我的巨狮雕像后面。被私人收藏多年后，它流入了拍卖市场，被国家买下，因为美术馆希望收集更多二十世纪的艺术品。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当时也是竞拍中的劲敌，我猜里德一定在窃喜他们没有成功。他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不肯出借那张戈雅的画作。那张相片归还给了普拉多。一开始它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还是个谜，我只能猜测是萨拉给了西班牙国家画廊，她希望他们对艾萨克·罗布尔斯的兴趣不减，却不晓得那是个误会。

奎克死后的那段时光相当古怪。斯凯尔顿的展览大获成功，展览带来的关注和收入也令里德称心如意。格里真的卖掉了萨拉的房子，于是就在我得到新家的同时，劳里失去了他的家。《露菲娜与狮子》的出售令劳里和他母亲的过去，和格里，和所有事一刀两断了。或者至少，他自己是希望如此的，然而艺术几乎不会遵从人们的欲望。我猜这样一幅画已经在他身上烙下了印记，即使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露菲娜出售之后，劳里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去美国旅行。他邀请了我，但我选择留在伦敦，因为我希望待在奎克的房子里，并继续在斯凯尔顿工作。

最终，劳里没有回来。

我想说，青春的韧性在于能屈能伸。每个星期他都会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他想念我，为什么我不过去——但我已经在自己想在的地方了，事实上，我对劳里的思念并不及我对工作的热爱。他告诉我要继续写作，我也一直在写。我并不想在写作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对我而言，两者经常是同一回事。

那段时间是种全新的体验，对于如何缓解这些事情带来的伤痛，我全然没有经验。我的生命仿佛是一根豆茎，而我就是那个杰克，枝叶不断往上蹿，丰沛茂盛且叹为观止，我几乎跟不上它的速度。我爱过也失去过所爱；我发现了新的创意和归属感。此外，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更阴暗、更深沉的时刻——就算还没有，也是因为它还在等待——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孤独一人的那个无法磨灭的时刻。

或许我并不需要选择，或许那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二分法。无论如何，劳里的电话越来越少，接着再无音信。

我拿着钥匙去奎克的小屋那一天，带了辛兹和帕梅拉同去。房间里跟那晚救护人员用担架把奎克抬出去时一模一样。空气里还有她淡淡的“旷野”香水味。那一天很冷，已近十二月，房间里没有开暖气。我期待她的猫会在厨房里露面，但它已经逃之夭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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