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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棠、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马裕藻，等等，大多数为浙江人，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众多，地盘广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渐渐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盛况，充分向世人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唯一能与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适、陈源等人为首的英美派，不过此派一直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冲突起来，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山东尽管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南按：五岳之首——泰山，母亲河——黄河，万世师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别是具有科学头脑与知识的人才比之江南却要逊色得多。当时山东籍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未成气候，基本属于各派系的末流，能稍显锋芒的便是以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汪敬熙等几个青年学生。

得西洋风气之先，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家骅，对追随胡适等英美派的山东才俊傅斯年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更不会为此感到倾心或惊讶。按他的说法：这年头，不要说像袁世凯、孙逸仙那样争夺总统大位的一代枭雄，只要是个人儿，就牛气冲天，自我感觉才气非凡。尤其是北大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比当年的水泊梁山还热闹，只要进了这个门槛，哪一个不是气冲斗牛，指点江山？尤其令朱家骅反感的是，从城内八大胡同路过，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为争夺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地叫嚷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等口号，与一个浙江口音的*叫板。在朱家骅看来，当今这世道儿，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

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朱家骅，携欧洲“海龟”之名望，对尚是“土鳖”一只的傅斯年同样不屑一顾。由此，朱、傅二人失去了北大校园会面的机缘。当傅斯年海外求学，并于1923年6月由英国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时，朱家骅已获博士学位离开德国柏林赴其他国家游历，尽管年底又返柏林作短暂停留，但他以“空谈误国”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与学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众多好友如陈寅恪、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姚从吾等人来往。在朱氏看来，这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论道的神经病，没有一个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虽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当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后，极富远见地预感到自己发迹的时代到来了，于是雄心大发，锐意整顿，大肆扩充院系规模，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为了充实即将改制的文学院师资，也顾不得以前对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恶感了，极欲物色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49】正在朱家骅苦苦寻觅之时，忽闻赵元任等海外归来的好友，连同蒋梦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并谓此人在欧洲几年学业大长，尤其是文史之学，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都修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绝妙境界。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傅氏即将归国一试身手，原想聘请的北大已经散板儿，傅氏去向不明。得知这一消息，朱家骅猛地想起当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园对自己说过的话，认为傅氏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海外求学七载，如能刻苦攻读，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无常，确有可造化之人杰后，便向中大校委会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二*作了汇报，拟聘傅到中大主持国文、历史两系事务。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大教务主任，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对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机在戴季陶面前帮朱家骅讲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过人之处。戴氏一听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状元之后、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现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龟”还要厉害的巨无霸式的头号“大鳄”，于是深表赞同，嘱朱尽快与对方联系，以免延误时机，让其他学术机构捷足先登，使这一难得的“大鳄”落入别人的网中而不得。

朱家骅得令，立即着手与傅斯年联系，当得知傅正在驶往国内的轮船上时，越发密切地关注着傅斯年的动静。于是，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刚刚在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此举令他深为感动。

傅氏在回国前已有耳闻，此时的广州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不断变换。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这一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放洋之初对北大新潮社同仁所界定的过30岁再服务于社会的年龄。

第二章注释：

【1】据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学生卞僧慧（字伯耕）回忆说：“往者先生讲史，言档案之用，尝谓：曾在湖南交涉使署工作。初至时，终日披阅档册。对外交涉，不能仅凭条文，自逞臆断。必熟于案例，事来方能举措得体，不致贻笑或偾事。”（见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未刊稿），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3】《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吴宓又有按语云：“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

【4】《吴宓日记》，第一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5】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洪业传》，陈毓贤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7、13、16、21】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8、】《自然〈以书为序〉》，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9】傅斯年《寄新潮社诸友》，载《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1日。白情，指傅斯年北大同窗康白情。

【10、12】傅斯年《留英纪行》，载北京《晨报》，1920年8月6、7日。该文由傅的北大同窗徐彦之推荐发表。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4】《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泛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出版。

【15】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二七卷，第二期，1970年8月。

【17】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文中提到的曹谷冰（1895—1977），上海高行南镇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回国后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历任《大公报》驻北京、南京特派员，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各分馆编辑主任、总经理等。民国二十年（1931）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赴苏联考察，发表《苏俄视察记》，后汇编成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红色中国建立初期，曹曾两次上书国家主席毛泽东，就财政经济问题陈述意见，毛两次亲笔复信并充分肯定其意见。此公到了80高龄时，仍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利用通*语之特长，全文校译《共产党宣言》。1977年2月4日在上海病逝，终年82岁。

【18】《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竺可桢著，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954年1月28日条。

【19】《陈流求追记》（未刊稿），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0】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5期。

【22】《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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